[中图分类号]F82，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3-0011-08 我们在整理和编纂《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整个过程中，发现大量的档案资料记载天津商会在平息各种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应急对策与效果。平息金融危机直接关系到市面的稳定与混乱，直接关系到整个商人的经济利益，也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乃至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天津商务公所到天津商务总会再到天津总商会，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平息缓解历次金融风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对此作一评述，并针对有的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一些看法，与之商榷。 一、金融风潮迭次爆发 20世纪初的二十年期间，天津接连多次发生窒息市场发展的金融风潮。 1.现银贴水风潮。天津开埠后，由于进出口贸易量的迅增，货币量也随之增多，多数钱庄乘机大量发行银帖，从1900年前的2000万两之多，到1902年底，增至3000万两[1]（p.120）。1900年，因八国联军的入侵，本不充裕的天津市面，遭此一劫，银根奇紧，周转困难；而银帖的发行、流通更无限制，不仅殷实银号开写银帖，甚至有的小钱铺也开钱票，导致市面银、钱帖膨胀[1]（p.120），贴水之风由是而起，“竟有每银千两贴水涨至三百余两者”。造成“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2]（p.328），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对此，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于1903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因而一贯靠贴水获利的钱商，因此受到遏制，难以维持，故相继倒闭。1903年初到1904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200多家钱商“歇业荒闭者，一百数十家”[2]（p.33）。一年后，受此牵连各行歇业荒闭者竟达2000余家[2]（p.333）。 2.铜元落涨危机。清末，铜元急剧贬值，天津市面一片混乱，严重影响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其原因在于官府为解决财政拮据，漫无节制地滥铸铜元，致使铜元数量与日猛增，铜价贬值，由此带来市场的紊乱以及对商人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侵害。 自1902年8月至1904年间，天津市面流通的铜元一直保持了升位的态势，每一银元，均合铜元八九十枚。1905年下半年，外省铜元大量涌入津门，天津造币厂的铜元积压严重。据档案记载，是年10月26日的积压铜元已值银40余万两，“亟应设法疏销”。但袁世凯政权，既不顾货币发行量的客观限度，又不顾进入流通的现银与铜元的适当比例，只顾攫取大量涌现的现银，以满足练新军、办新政的需求。因此，1902年开铸铜元后仅仅四、五年间，疯狂滥铸的铜元已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铜元价值随之一落千丈。1908年，天津市面上的铜元较诸1903年贬值达千余文，使各阶层民众和商人都不堪其累。辛亥革命前夕，铜元危机在天津又趋严重。与以前所不同的是，此次危机系因铜元停铸和大量外运，致使天津市面上铜元短缺，价格逐渐上扬。1911年9月间，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例，由先前的银1元兑换铜元130枚（这一兑换比例系，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所定）变为兑换110枚。天津的铜元价格上扬之后，“人心惶惶，浮言摇动，市面益形恐慌”，迫使天津的官商，尤其是商人及商会，苦苦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3.银色跌落风潮。银色风潮爆发于1908年。庚子事变后，市面混乱，银根奇紧，各炉房熔铸化宝银时乘机点铅掺铜，致使化宝银渐渐低潮，日甚一日，乃至市上所谓九九二化宝，只有九六五成色。同时市面白宝需要量大，而供给不足，“偶有白宝足银，又以交盐课、纳关税、铸银元尽数占用，以致白宝足银加色昂贵，遂至每千两加色银二十余两”[2]（p.345），“及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间，银色每百两竟加至三两六七钱”，[2]（p.359）。白宝与化宝供求的不平衡使化宝银低潮问题更加严重。津埠中外各商深受其害。仅各外商银行积存低潮化宝达一百数十万两。谁知越积越多，而银色逾挤逾小，到秋季临近结算帐目时，所有客商欠款因银色不足概不能还，“直至八月底仍无转机，客商买卖不停而停，人心惶恐已极”[2]（p.361）。针对化宝的银色低潮问题，海关规定：嗣后仍以行平化宝银105两合为关平银100两完税，但必须九九二成色之公估银方可[1]（p.184）。这就意味着所有各商号所存低潮化宝不能通行，必须估验，而一经估验则每100两吃亏五七钱至一两不等。华商只好各任其亏，而各洋商则向直隶总督、津海关道交涉。直隶总督杨士骧认为“此责不在于官而在于商”[2]（p.360），拒绝由官府担此责任。天津商务总会为消除低色化宝的危害，与各国银行和本地钱商多次磋商，先由各钱商将此款暂行借垫，计赔付外国各银行行平宝银7143两2钱[2]（p.362）。最终，天津商务总会向各殷实钱商借银15000万两了结此案[3]（p.213）。 4.钱庄倒闭风潮。1910年，洋布债务风潮和银色风潮才得以最终解决，新的金融风潮又向天津市面袭来。自7月至次年辛亥革命前后，先后受上海金融风潮和辛亥革命的牵连和影响，钱庄相继倒闭，成为1903年贴水风潮后又一个钱庄倒闭的高潮。 上海橡皮股票风潮爆发于1910年7月，上海市面因受橡皮股票投机的影响，几十家钱庄、票号相继倒闭[4]（p.192）。尤其是在全国广设分支机构的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的相继倒闭，更是牵动各埠金融。“今年（1910）九月初，上海倒闭钱庄数号，亏空天津商号200余万之多，牵动天津市面大局”[2]（p.635）。10月，上海源丰润倒闭，亏欠公私款项2000余万[5]（p.635），上海市面震动，其天津的分支及联号源丰润、新泰也即时倒闭，负债100多万两，导致天津金融市场银根异常紧急。随后，庆恒、永毅诚等8家钱铺、银号歇业或倒闭。1911年3月上海义善源倒闭，天津分号因资金周转失灵，受牵累而倒闭，清理账目，停止收解，各清各款，计欠款60万两[2]（p.575）。裕源长银号受累倒闭，义德厚钱庄、永盛钱铺、春兴钱铺等均因银根紧迫而歇业。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引起全国各大商埠市面恐慌，“牵至津地异常窘迫，竟于九月初七日街市尽行停止交易”[2]（p.607），多家钱庄受牵累而搁浅。如大庆元银号因上海总号牵连倒闭[2]（p.590），富商王锡英所开益兴恒、益源恒银号也因此而倒闭[2]（p.592），经收海关税款三十年之久的裕丰官银号也未幸免[2]（p.613），甚至连洋商银行华账房也遭此厄运，麦加利银行买办徐诚的账房，因津埠停市，账房现银短缺而倒闭[2]（p.607）。正如天利钱局经理边春生曾说，人人皆有“天塌砸大家”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