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1-0110-07 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很多女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成为知识女性。进入社会后，她们选择了不同的职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同时，她们也扮演了不同的家庭角色。本文拟以服务于《大公报》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如吕碧城、蒋逸霄、陈学昭、彭子冈、杨刚（注：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出生在山西大原，曾创办中国华北地区第一所公立女子学堂。蒋逸霄（生卒年不详）出生在无锡陈墅，曾在无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开大学等学校就读。陈学昭（1906～1991）出生在浙江海宁，曾在海宁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海爱国女校求学，后到法国留学。杨刚（1905～1957）出生在江西萍乡，曾在南昌葆灵女子学校、燕京大学就读，后到美国留学。彭子冈（1914～1988）出生于北京，后迁居苏州故里，曾就读于中国大学英语系。）等人为中心，探寻女性走出传统家庭，接受或者是发展新式教育，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生活道路，独身或者通过自由恋爱，建立小家庭的情形。透视近代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及其扮演的家庭角色。 一 本文所要讨论的这几位知识女性，或为《大公报》的专职记者、编辑，或为驻国外特约记者、兼职撰稿人。她们的童年经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来自于传统家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家庭于她们的实际作用与影响进行一番探讨。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不仅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且还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心。我们所要讨论的这几位《大公报》的女编辑、记者和兼职撰稿人先后出生于1883年到1914年的30多年间。其间，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尽管遇到极大的挑战，但仍然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由于她们都来自传统大家庭（注：吕碧城的父亲吕凤歧，进士出身，累官至山西学政。有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同母姐妹三人。蒋逸霄的父亲是读书人，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蒋本人是家中幼女。陈学昭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早逝。陈有四位兄长。杨刚的父亲曾任武昌守备，后又做过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杨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彭子冈的父亲出身苏州彭氏大族，为清代秀才。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东京，专攻博物学（即生物学），学成回到北京，在高等院校中任教授。彭有一姐一弟。），所以多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 彭子冈的父亲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威胁妻子说：如果再生女孩，他就要娶姨太太。显然，在父亲们的观念中，女孩子的出生并不是让人欢喜的事情。不仅作父亲的有轻视女孩的思想，而且同样身为女性的老祖母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杨刚的祖母就视女孩为“赔钱货”。 在传统家庭中，她们由于性别的原因而遭到轻视，受到了许多屈辱和极不公平的对待。在陈学昭很小的时候，大哥就想把她随意许配给自己同事的亲戚或兄弟；而三哥时常以莫须有的罪名痛打她，甚至无缘无故不让她吃饭。在唯一能帮助自己的母亲瘫痪后，陈学昭深深地感到身为女孩的无奈和悲凉。她尝言：“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注：陈学昭：《我的母亲》，邓九平主编：《寸草心》，同心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正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对传统家庭失去了天然的亲近感，相反倒有了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加上当时反抗传统家庭制度的舆论大行其道，家庭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好像“二十世纪生下来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有着改革大家庭制度的一个革命的观念”（注：仲芬：《告小家庭的主妇：工作与娱乐勿因袭大家庭之弊害》，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2月2日。）。有人甚至把反抗传统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作为自己从事写作和开始记者生涯的原动力：“我觉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女人的痛苦是多种多样的，处境的艰难是无法形容的。我反抗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封建家庭给女人的压迫。就这样，我开始写东西，不断的写。”（注：陈学昭著：《我怎样开始写作》，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7页。）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的写作思想更加丰富，文笔日渐成熟，视野也越来越宽广，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而是逐步转向了社会，但是这种对传统家庭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对新女性抗争的极力赞同，则直接导源于在传统家庭生活中所孕育的对传统家庭乃至社会的叛逆心理。 我们也不应该彻底否认，在传统家庭中，家庭成员一方面给她们以性别压迫和歧视，另一方面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些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她们都出生在传统文人或官宦之家，比较强调诗书传家，向往斯文，有的家庭本身就建有家塾。对她们而言，家庭成为“陶冶人最初的人文环境”（注：侯杰、范丽珠著：《中国民众意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页。）。另外，在当时很多年轻男性已经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家长们逐步认识到：如果再继续秉承古训，女儿在长大婚配的时候就有可能跟不上时代潮流。出于“迎合主顾的爱好”和“早日打发出门”（注：天然：《女子是个人——读傀儡家庭后》，《大公报》1929年10月3日。）的考虑，也必须要使她们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者是染上一点“书卷气”。陈学昭的父亲临终前，曾再三叮嘱她的哥哥们：要给妹妹读书。陈学昭清楚地知道父亲的意图，因而要求：“将来嫁我时只要分点书画给我，别的什么也不用给我”（注：陈学昭：《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第7页、第84页。）。于是，这几位女编辑、记者从童年时代起在家庭中，接受了一些最基础的启蒙教育，阅读了一些有关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如《烈女传》、《女孝经》等。她们掌握了一定的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知识，并且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乃至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问题开始了思考。在朦朦胧胧中，她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甚至得到“曹大家是我生平最反对的一个女子，在幼年时，便觉得她所做的女诫七篇，把女子束缚得简直一些自由也没有”（注：蒋逸霄：《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56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0日。）的认知。除了一些常见的书籍之外，她们还想方设法找一些被家长禁止接触的书籍来阅读，汲取更多的知识。如蒋逸霄所阅读的“《红楼梦》和《西厢记》是从大哥的书箱里偷出来的，其余的书都是自己在镇上的小书铺里买来。”（注：蒋逸霄：《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56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0日。）虽然充满苦涩，但是启蒙教育特别是家塾教育，使得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领悟，并促使她们成长，为她们以后从事文化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和文字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