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9-0062-10 中国学术纳入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是很复杂的过程。接纳西方学科体制，仅仅是将中学纳入近代学术体系的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学纳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之初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要完全纳入近代西方分科式之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必须用近代分科原则及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学术进行重新整合。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尝试用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国学”，实际上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之新知体系中（注：本课题已有之成果，参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等。这些著作重点讨论了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历史轨迹，并对晚清古学复兴之背景作了深刻揭示。然而，从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之角度看，晚清古学复兴是中国学术转型之关键所在，尤其是清末民初之“整理国故”运动，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对晚清“整理国故”情况作深入而详细之分析，从“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西学框定中学”两条线索，探讨中国传统学术纳入近代新知体系的历史轨迹。）。本文仅限于对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情况略作梳理与分析，以揭示中国学术纳入近代西方新知体系之历程，而对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则留待他文专论。 一 以西方新理新法治旧学 西学输入中国后，许多有识之士将研究兴趣从中国经史之学转移到西方近代新学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新知、新理、新法。以刚刚接受之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林白水定《杭州白话报》宗旨曰：“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1]故在晚清许多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学术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主张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整理古代学术，即将原来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框架之分类体系彻底抛弃，转而按照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归类。 严复以西学为坐标来评判中学，对中国学术批评较为严厉。在他看来，若以近代西学之标准审视中学，则中国学问不称其为“学”：“‘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2]（P45）既然中国传统学术仅仅是“阅历知解而存”之“散钱”、“委积”，则有必要“取西学之规矩法戒”，对之进行整理加工，使其演变为近代意义上真正的“学”。这项工作，便是“整理国故”。 提起整理国故，自然会想到五四时期胡适发起之“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广义上之“整理国故”，或者说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研习中国旧学（国学、国粹）之工作，从清末即已开始。国粹派提出“保存国粹”、“古学复兴”及“昌明国学”之时，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已经开始大规模之“整理国故”运动。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云：“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3]（p28）钱氏将“国故研究之新运动”溯至晚清，称其为“黎明运动”，颇有卓识。 西方近代学术知识输入后，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生存问题。既然旧学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机，故有学者思谋保存与发扬之道。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之国粹派对当时学术界之状况作了这样的概述：“今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骛于功令利禄之途，卤莽灭裂，浅尝辄止。致士风日趋于浅陋，毋有好古博学，通今知时，而务为特立有用之学者。”[4]正是有鉴于此，以章太炎、邓实等国粹派提出了“保存国粹”主张。 何谓国学？何谓国粹？《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专指国家兴办之学校，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一国特有的学术”。近代意义之“国学”一词，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的。国粹派所谓“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之总称；其所谓国粹，是指国学所含之精华：“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则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5]故保存国粹，就是保存与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为保存国粹，邓实等人主张“古学复兴”。其所谓“古学”，是指先秦学术，即君主专制建立及“异族”入主之前，未受“君学”、“异学”浸染之“汉族的民主的国家”之学术，即先秦诸子学。章太炎称：“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6]（p285）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为宗旨，国粹派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旧学之论文，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掀起了一个以西方新理新法研习中国古学之热潮，产生了诸如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答问》、《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源考》、《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孔学真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邓实的《古学复兴论》，黄节的《黄史》等二批学术研究成果。正是在用西学重新研究中国旧学的过程中，中国旧学逐渐被纳入到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中，中国学术逐步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