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6-0023-07 驻外使臣制度的创立，是近代中外关系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使臣制度设立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使臣不隶属于专职的外交机构，官职既非实缺，归国后也无升迁的专途，其选用以至出使活动往往受到政治派系及其复杂关系的影响。政治派系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使臣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注：典型如第一任驻英、法正使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之间的矛盾斗争。郭、刘之间的矛盾，固然与他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差别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就是当时国内政坛洋务派与清流派两大政治派系在背后的推波助澜。相关研究可参见熊月之《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郭吾真《论郭嵩焘出使获咎》，《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曾永玲《中国近代第一位公使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当前关于晚清驻外使臣群体与晚清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在李鸿章的研究中，偶尔也有论及，但迄今为止，未见有人对这一问题作系统的梳理，更没有把这种现象放到整个晚清政局中予以考察。（注：参见董守义《晚清巨人传·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4页；张富强《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的同时，也想为深入分析驻外使臣的活动及其影响提供一个切入点。 一 李鸿章与早期驻外使臣的选用 综观晚清政局，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大局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甲午一战，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政治地位丧失殆尽。淮军式微后，清流也因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分化，政坛出现多样的格局，直至清朝完结。（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3页。） 政治派系这一演变的阶段性，与出使大臣任用制度的变化，基本一致。（注：关于驻外使臣的任用，见诸章程的，主要有两种，一是光绪元年总理衙门奏定的相关规定，二是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外务部《变通出使章程》中对旧章程的变通。）这种一致性，正好为考察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分析框架。甲午战争之前及战后几年间，对出使大臣的任用影响最大的“王大臣”，莫过于淮系首领李鸿章。 已有研究表明，出使大臣郭嵩焘、许钤身、容闳、曾纪泽、李凤苞、许景澄、张荫桓、刘瑞芬、洪钧、黎庶昌、崔国因、薛福成、李经方等14人的出使，与李鸿章有或多或少，或近或远的关系。（注：详情参见董守义《晚清巨人传·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4页；张富强《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其实，由李鸿章举荐或赞成出使的，还不止上述诸位。如果不考虑留学和同文馆出身的，也不考虑公事往来关系，仅就具有私僚性质而言，至少还有以下10位使臣与李鸿章有关系。（注：本文考察的晚清驻外使臣及其出使国别，依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使领年表·清朝驻外使臣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0页）统计。） 首任驻美使臣陈兰彬早年曾几次得到曾国藩的举荐，并延请入其幕。（注：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880年版，第985—986页。）同治十年（1871）七月，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派其携带幼童出洋。出使后，李鸿章称道他“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貰。”（注：李鸿章：《陈兰彬议办华工片》（光绪元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本，第13页；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碑传集三编》卷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第986页。）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由李鸿章和沈葆桢“交疏以使才荐”。（注：温廷敬辑《茶阳三家文钞·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补读书庐1925年本，第1页下。）何前往日本前，特意到天津谒见李鸿章，详谈出使之事。 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是曾国藩幕僚，他曾受曾国藩之命，写信邀容闳入幕。（注：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页。）由于曾国藩幕僚的身份，与李鸿章也有了私交。在出使日本期间，他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通过信件，李鸿章还曾“劝励”他和何如璋之间“久不相能”的关系。（注：李鸿章：《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9，第44页下。） 谕命但未任的驻日使臣李兴锐先为曾国藩幕僚，后助李鸿章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同治年间，李鸿章如曾国藩一样，多次奏保李兴锐。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清政府谕命李兴锐为出使日本大臣，李因病未能前往，李鸿章为其上奏，以病请免出使。（注：李鸿章：《李兴锐请假片》（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0，第23页。） 第二任驻美使臣郑藻如作为李鸿章幕僚，是协助李鸿章办理军需工业的重要人物。（注：李鸿章：《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页上。）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向清政府推荐郑藻如担任津海关道，任职二年余，“倚如左右手”。后又曾协助李鸿章与巴西订约。（注：厉式金主修《香山县志续编》卷11，香山黄映奎墨宝楼1923年版，第19页下；李鸿章：《郑藻如请简关道折》（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著、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3，第19页—20页上。）光绪七年（1881），由李鸿章保举出任驻美日秘使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