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5）01-0001-07 从19世纪末年起，日本近代历史进程向“脱亚入欧”折变。它“以战争为民族进取之利器”，“十年作一战争。”[1]（p.367）在清末民初，先后发动了“甲午之役”、“甲辰之役”以及“甲寅之役”，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三甲纪念”。[2]（p.8）今年值逢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日俄战争爆发100周年，甲寅“日德构衅”90周年，回顾日本“脱亚入欧”与中国“三甲纪念”的历史记忆，对观照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和中日睦邻关系不断发展都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一、“甲午之役”：日本“脱亚”历程的起始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固然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但政策是历史走向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归根结蒂是为实现国家目标和国家的历史走向服务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历史走向和国家目标可以用“脱亚入欧”来概括。因此，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其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 日本的“脱亚入欧”包有文化“欧化主义”和“军国侵略主义”的双重内涵。作为历史进程和对外关系，它又含有“脱亚”和“入欧”两个互联并互动的层次。明治初年，伊藤博文在《奉命使节》中明确主张采法欧美，将其“文明之风”移于日本，以“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3]（p.189）到19世纪80年代，伊藤博文竭力支持外相井上馨所提出的“欧化主义政策”，即主张化日本国为“欧洲帝国”，“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4]（p.545）伊藤和井上的主张包含了从文化上进而从国际关系上实现“脱亚入欧”的思想，都是对“脱亚入欧”论的一种表述。[5]（p.104，p.105）但“脱亚入欧”论作为一种特定的“国权主义”思想，它是由“脱亚论”演绎而来。历史表明，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国权扩张论”甚嚣尘上。一时，各种主张趁中法战争之际，“迅速派遣充足的兵力，占领朝鲜的京城”，以及“干涉朝鲜内政，务必加以并略”并“希望”不惜因此同中国战争的意见，[6]（p.12）不一而足。1885年3月16日，也开始转向国权论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说：“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7]（p.158）明治维新后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一面屈从、一面侵略的二重性政治品格，妄图用以邻为壑的办法来改变和增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外张“国权”的鼓噪声中涌现的“脱亚论”表现出一种害邻利己的本质和露骨的侵华、夺亚思想，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外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折变。此后，日本明治政府加紧扩军备战，为实现“脱亚”目标打一场侵略邻国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日本沿着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国家目标，经过中法战争后十年的迅速发展，在经济上，大力推行“殖产兴业”，到1894年，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政治上，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议会，在亚洲第一个实行宪政（德国式）；在军事上，系统形成“大陆政策”，并从战时体制和陆海军兵力上做好开战的准备；在文化上，积极推进“文明开化”，发展近代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在外交上，一面冲破中国和朝鲜间的传统关系，一面加紧进行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修约活动，揭开日本外交史上“脱亚入欧”的一页。（注：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四章（1884—1891）取“脱亚入欧”为章名，认定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题是“脱亚入欧”，参见该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9—245页。）到1893年，日本自恃国力显著增强，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决意伺机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以期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同时，“为和列强平等起见”，它还把“为它的旅华臣民要求领事裁判权而拒绝给予旅日华侨以这种特权”，作为“对中国采取行动的一个特殊理由”。[8]（第十七章） 对比一下当时的中国，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曾给中国带来了“一变之机”，但它缺乏近代理性指导，并未提出国家发展目标，产业政策奉行“唯兵”、“重官”的方针，“疏于基本工业建设”，缺乏近代经济灵魂[9]（p.83）。文化方面缺乏近代文明整体观，政治改革阙如。到中法战争前后，洋务运动更形迟滞。慈禧太后趁中法战争更换全部军机大臣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后，朝政更加拖沓和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日本甚至动用天皇“内帑”和大臣“海防献金”加速发展海军时，中国“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0]（卷三九，p.23）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却因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而从1888年起停止了发展。清政府错过了中法战争后十年间较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使日本敢于发动战争，一举打败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从明确的“脱亚入欧”目的出发采用“西洋人”的“办法”对待邻国中国和朝鲜的一次侵略战争。它通过这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勒索巨额赔款，割占中国领土台湾，控制和奴役朝鲜，初步实现其脱离亚洲国家“行列”的“脱亚”的目标。《马关条约》的苛刻条款远胜于以前西方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从赔款来说是空前的，赔偿军费加上“赎辽费”，计库平银2.3亿两（威海卫占领军军费库平银350万两还未计算在内），约占清政府三年的收入。从割地来说，尽管辽南由于“三国干涉”被清政府“赎回”，但当时台湾生息着三百几十万炎黄子孙，它是中国东南海防“枢纽”和晚清“最先进的一省”[11]，台湾被日本割占，使中国蒙受近代以来最严重的裂疆失土的民族伤痛。日本却因此开始“脱亚”，如同欧美列强一样，“获得了殖民地帝国的地位”。[12]（p.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