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的视角 张佩国先生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本用力很勤的优秀历史著作。这一点没有疑问。我在这里提出一点疑问和批评，并不是因为这本书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学无止境。历史很难研究，资料的积累，知识面的扩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这一点严重地影响了历史工作者的视野，推迟了他们成熟的时间。而作者在努力追求一种完美的方法论，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使他的思维方法出现了一点偏差，有必要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我所以要拜读这本著作，是因为我缺乏对近代中国地权问题的研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也了解不多。所以，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读的，以弥补我的知识空缺。因此，在正文之前，我要说明我的批评视角。第一，我是以一位年长的历史学工作者的身份来进行批评的。这个身份表明，我有比较丰富的近代历史知识和研究经验，有自己已经定型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同时也表明，思维已经趋向保守化，接受新方法的能力已经衰减。第二，我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进行批评的。这个身份表明，我不是地权问题研究的专家，也不是方法论研究的专家，因此，我的批评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读懂，也就是因为无知而提出了错误的批评。所以，如果我读错了，那么希望作者在以后的写作中，要尽可能照顾读者的理解力。另外，我的批评的前提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学术研究也同样如此，有缺陷是正常的现象，而所谓的完美，则只能是一种幻觉。所以，批评与否定不能等同。同样的道理，基于上述两点，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和缺陷，如果作者进行反批评，自会推进学术的进步。我不善于四平八稳地写文章，本文以批评为主，没有充分叙述张先生大作的成就，请作者和读者原谅。 二、关于方法论问题 张佩国先生对本书写作的方法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介绍。他申述说：“我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整合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实际上是在多维视野与再现农民的历史主体性两层面下功夫，这就是我所提倡并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类学方法。”（注：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73页。以下简称本书，并只注页码。）在本书的“内容提要”中，他认为“地权是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全息元，即地权蕴涵了乡村社会历史的全部信息含量”。因此，他的意图显然是“全面地再现乡村地权演变的历史过程”；同时，“突破概念化的历史书写方式，走向中国乡村史的乡土化书写”。这样的努力，当然是很好的。从全书看，内容丰富，用力很勤，令人赞赏。但独尊人类学方法的倾向，令人疑惑，也不敢苟同，其本身的理论逻辑也有些矛盾。 首先，张先生在本书中，究竟是研究地权，还是研究农民？这是两个范畴不同的概念。从本书的叙述和内容中，常常把地权研究和农民研究（即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权研究）混为一谈。我觉得，张先生心目中的农民，似乎另有内涵。按照张先生的观点，“地主制经济”理论中的农民这个概念，似乎是结构主义的概念，而不是乡土化概念。因为，按照“地主制经济”的观点，地权问题的历史主体性，在地主方面，而不在农民方面，研究地权首先是研究地主，而不是农民。地及和农民的对立的概念，都是运用现代西方理论后发生的概念。而张先生在本书中似乎在尽量回避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我不反对张先生有自己的思辨逻辑，但必须向读者叙述清楚。为了突破作者所说的概念化书写，走向全息化、乡土化书写，为了与“地主制经济”理论下的范畴有所区别，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明确的定义。按照“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乡土化语言，中国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农”的概念范畴，与现代概念不同，必须解构和重构。因此，从地权研究的角度出发，如果用乡土化语言，似乎应该用“田主”这个概念，其中包括不参加农业劳动的土地所有者，以及有耕田的农户。没有地权的农民，是否属于张先生研究的范围，由于在本书中缺乏有关的论述，我没有看明白作者的意图，最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必要的定义，在我这个头脑冬烘的人看来，从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内容，都不是单纯体现农民（仅仅指主要依靠农业劳动为生的人群，不包括主要依靠地租生活的田主）的历史主体性，而相当部分体现了地主的历史主体性。例如，第二章《村界》中，把“农民”和“村民”的概念混用。张先生反对概念化书写，但应该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又如第六章的“家产纠纷”，当然在地主家庭中发生的纠纷，对社会的影响要更大一点。诸子析产制，是造成中国社会地权高度分散（不是集中）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地权，不可能单纯以农民为主体来研究，除非张先生概念中的农民与农村居民为同一范畴的概念，但张先生并无如此的解释。何况，农村地权也不仅仅属于农村居民。第七章的“家族伦理”，也不等于农民伦理。根据家谱的研究，家族伦理大体是官绅所主导的，而不是农民主导的。显然，张先生没有整合家谱文化的专史研究成果。 第二，张先生相当严厉地批评了概念化书写，但同时说明：“概念毕竟是一种方法，是认识问题的手段，建构概念化的历史解释模式是任何持实证取向（不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者所要坚决反对的。我所反对的是历史的概念化书写，而不是历史研究中运用概念。我提倡并想以自己的实证研究所要发现和解释的，恰恰是存在于乡村社会的乡土概念。”（第35页）我没有读懂合理运用概念和概念化书写的区别，感到困惑。作者在内容提要中说：“农民不像学者有所谓的‘学科意识’，他们的观念、话语全面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实际过程……学者头脑中的学科概念相对于这些乡土观念则明显地缺乏解释力度。本项研究最基本的解释策略也正是要突破概念化的历史书写方式，走向中国乡村史的乡土化书写，我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本书第一章对其他学派的方法论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至少给我一个印象：似乎只有人类学方法，才突破了概念化书写，似乎只有运用乡土语言，才能突破概念化书写。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