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1-0031-10 一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转折意义的事件。政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袁世凯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长期以来，于此见仁见智，进而成为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人是案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都委实太大，因此引起众多论者经久不息的探究兴趣也是自然。概言之，对袁世凯与政变关系的评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政治评判阶段（约1898-1916年）。对戊戌政变的论说，从事件发生之后即已开始。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12.23)，逃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刊发《清议报》，自第一期起，就连载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内容。稍后，还有康有为、恽毓鼎、胡思敬、赵炳麟、濮兰德(J.O.P.Bland)等人的论说。因袁世凯身居权势漩涡中心，对其的评论多受政治环境左右。而以1908年前后判然可分两阶段。在1908年以前，康梁党人对袁世凯仍寄予相当希望，所以对袁多持袒护隐匿态度，对袁与政变的关系，虽有提及，但并不是太大问题。（注：戊戌当年，维新派的报上就刊出谭嗣同狱中致康有为的“血书”，内称“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军机四卿）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清国殉难六烈士传》，《知新报》七十五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王照指陈该“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合谋伪造。（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水东集·小航文存》卷三，民国二十年刻本）不管该“血书”是出自谭嗣同之绝笔还是伪造，但可以确定的是党人对首鼠两端的袁世凯早有看法，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暂时隐而不发罢了。）问题的突出起来是在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是时，光绪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身居海外的康梁党人因丁未政潮、政闻社事件等与袁势成水火。转而指责袁告密是导致维新失败先帝蒙难的原因，呼吁载沣“杀贼以谢天下”（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32-635页。）。朝中权贵与清议也想借机排袁，推动杨锐之子交出“戊戌密诏”，重翻旧案（注：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赵柏严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袁世凯亦托人发表《戊戌日记》，为己洗刷。此一阶段，对该案的评价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搅合在一起，多以当事人的政治倾向为依归，立场不同，论说也两端。即便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前后情势变化，记述也很不相同。典型的例子便是《戊戌政变记》的“日本铅印本”与后来“中华书局本”的叙说差异。因当事人格于当时政见，难免有曲笔改判的情形。于此，梁启超本人也并不隐讳，他在民国十一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于“鉴别史料之法”一节中专门将此提出：“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亦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但是，早期的言说者多为亲历亲见，他们的记述又是原始资料，舍此，戊戌案的研究便无从着手。这种“将真迹放大”的资料恰恰构成研究是案的史料基础，这也正是造成后来者长期莫衷一是的个中症结。 道德评判阶段（约1916-1950年代）。此间，袁世凯帝制自为，遭国人唾弃，身败名裂。对其戊戌年作为的负面评判也更多地转移到道德层面。认为此人是一世奸雄，工于作伪，所言所行多不可信。戊戌告密是其根深蒂固的品性使然，以袁“那种人格而论，可断定他出卖光绪之行为，极其可能”（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第82页。）。人们多愿相信对其指责的记述，而对其辩护的文字每每指斥为“伪作”。此时的论著大部分都言之凿凿地认定袁告密是酿发政变的主因。（注：袁世凯死的当天，黄炎培即撰《吾教育界袁世凯观》发表于各报，内言“今日得耗，袁氏已矣。彼一生之所为，在政治上自有所以判定之者。余不善谈政治，此笔此口，愿以让诸政治家。”随之，黄列出“愿与吾全国人共试读之”的袁世凯一生提供的九条“大教训”，几乎全从道德立言。最后的结论是袁世凯“直牺牲其一生之事业名誉与其生命，亲以其身为道德试验品”。并建议以袁世凯死日“为道德纪念日，各昭其青年，无忘无忽此民国开基大教训。”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学术评判阶段（约1960年代—）。先是台湾学者以较超然的学术情怀关注案件，吴相湘作《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以文本互证来申说“戊戌政变并非如世俗所谓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始爆发的。”刘凤翰则以绵密论证反驳吴氏的意见。（注：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湾）传记文学丛书91，台北，1979年，第9页。）1963年，萧一山根据《续孽海花》的描写对袁告密时间提出新看法（注：萧一山： 《戊戌政变的真相》，（台湾）《大陆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七期。），所据为小说家言，多为学者不采，但毕竟提出了另种思路。1970年，黄彰健刊出其在戊戌变法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内有专篇《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54，台北，1970年。）。黄著具相当功力，其后戊戌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均循其思路而来。1980年代后，在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大陆学人异军突起，利用大陆档案馆收藏的丰富资料，将该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学者们根据档册的记载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大陆学者由此而入，还利用清官内外的种种异象对政变原因作出新解，持不同意见者也不乏人，双方有激烈辩难，在该议题上的自由争鸣由点及面地反映出比较独立的学术时代的来临。（注：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载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