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