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5)-01-0047-08 关于戊戌政变以及袁世凯告密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挖掘资料，考释论证，弄清楚了许多过去不甚了了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袁世凯是否于八月初四日（为叙述方便，下文径用阴历，不再换为阳历）告密，尚存在较大纷歧。郭卫东先生还发表了以此问题为中心的专论（注：参见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载《清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1期。）。现谨就与之相关问题为文，请教郭先生和方家同仁。 一、初四日袁世凯无告密之举奕劻非接受告密之人 政变发生于初六日上午，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从慈禧太后一方面来观察。初四日之前，杨崇伊已上奏请训政折，倘若初四日有袁世凯在北京告密主事，按照当时的局势和慈禧太后的性格，政变决不会迟至两天以后的初六日才发生，政变的名目决亦不仅只是康有为“莠言乱政”，并仅表现为逮捕康氏兄弟。而初四日在天津告密，则无任何可能，可以存而不论。 据茅海建先生对清官档案的研究与排比，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定下初四日由颐和园还西苑，且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没有关系。初四日凌晨寅初（早晨3时）慈禧太后此行所用的车马已在颐和园宫门外准备完毕，她本人在“乐寿堂早膳毕”，起程还西苑。途中频繁换轿换船，路过寺院烧香游息，于一片悠闲之中，申刻（下午3～5时）才到西苑。光绪帝在得到庆王奕劻报告的消息后，依例在瀛秀园门外跪接，仪制一切没有出错，慈禧太后未现焦躁和不安，态度没有异样。也就是说，一切均在按常规运行，没有告密后果的迹象（注：参见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之（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近代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第135～164页。）。 从袁世凯一方考察。徐世昌受袁世凯之托，先他进京，并一直同维新党人来往联络，参与他们的某些活动，袁世凯对维新党人的动态与状况，是有所了解的。初三日，谭嗣同的法华寺夜访，不论是徐世昌同来，还是徐先回到法华寺通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谭、袁之晤谈，徐世昌是全程在场的。谭嗣同离去后，袁、徐一定是连夜密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且取得了共识。他们应该有能力判断出，围园劫后之谋，是维新党人的政治孤注。他们应该知道，光绪帝或有摆脱慈禧太后控制之心，但决无围园劫后的杀伐决断之胆。谭嗣同出示的是墨笔密谕，他们由此可以推想，光绪帝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此密谋。他们不能不进行基本力量对比的估量而决定去取。袁世凯拒绝谭嗣同的游说，清楚表明了他不同维新党人站在一起的立场。康有为、梁启超当夜在金鼎庙会到访袁而归的谭嗣同后，也立即明白袁世凯无举兵配合他们围园劫后之意。在游说袁世凯无望之后，康有为乃决定离京出走。从《康南海自编年谱》、《诡谋直纪》的记述可知，维新党人已深知处境之险恶，但康有为仍迟至初五日始行离京的事实（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61～162页；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档案号：REEL No.1-0584，0345～0346，网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东京，http://WWW.jacar.go.jp/）图象数据。），则可从侧面证明，维新党人亦无心存袁世凯于初四日即行告密的预想。 袁世凯不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就意味着必定要向后党告密。这在当时，无论是从政治层面或是道德层面考虑，都是唯一的出路。没有第三条出路。替维新党人秘而不宣是不可能的。 但是，袁世凯亦无初四日天明即匆匆忙忙赶着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围园劫后之谋，确是惊天大事，但袁世凯心中清楚，只要他本人按兵不动，谭嗣同所说湖南死士，即使来到北京亦无多大作为，慈禧太后就有惊无险。 有论者提出，袁世凯应该担心维新派利用聂士成、董福祥的兵力，实施他们的围园劫后计划。其实，当时的袁世凯无须顾虑此事。姑且不说袁世凯对驻军布局了如指掌，对聂士成（注：袁世凯与聂士成交往颇深。袁、聂两家为世交。甲午战争时期，两人过从密切（此时期两人之间有大量文电来往，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养寿园电稿》）。袁在小站督练新军，聂又以直隶提督的身份鼎力相助，并将自己的得力下属冯国璋推荐给袁世凯任用。）、董福祥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清楚，单只说布置军队长途奔袭，也不是今天说，明天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所以，袁世凯拖延一天告密，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担心的。袁世凯的经历表明，他十分功利而善于谋划，其处事的原则，一贯是谋定而后动。更何况，兹事体大，直接危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乃至性命，决不会急于星火地莽撞地告密。 谭嗣同是打着光绪帝之诏谕说袁起兵图后的，但无朱谕，仅凭不辨真伪的墨谕。即使是为了自身安全，袁世凯首先也要摸清光绪的真正意图，以计算力量对比，估量事态的发展。袁向光绪请训之日已定于初五日，所以，最佳行动方案也只能是初四日不动声色，乘初五日请训体察光绪帝的心思与动静，那怕只是察言观色。 当时的北京亦无有袁世凯告密的合适的人选与条件。首先，须辨明的是，袁世凯应召进京，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一日住海淀，准备光绪帝初一日在颐和园早朝时觐见和初二日为擢升候补侍郎的谢恩。初二、三、四日住城内法华寺，准备向已移居宫里的光绪帝初五日请训。各方面史料参证，无有舛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所说，袁世凯在海淀与谭嗣同夜谈，可以肯定是误记，没有什么深意可以索解之处。 其次，郭卫东先生说：“即使袁不便单独闯园告变，在京城要找或能引见或能传讯的权贵也不会是难事”。此说不切实际，亦不符清朝的制度。其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光绪帝，她那里唯有皇族“亲贵可以递牌请起”（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深通清朝制度的邓先生评论说：“太后前，唯亲贵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无资格与可能求见慈禧太后，“单独闯园告变”。即使他曾在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亦无可能立即“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只有奕劻除外，容在后文说明。即使袁世凯不明制度而去恳求后党权臣刚毅等“引见”，他们都住在城内，又何用再专程返回海淀住下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