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5)01-0141-06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一直存在着把孙中山教条化、符号化，甚至神化的倾向。以对青年孙中山的研究为例，研究者多追随他自己的说法，以成年孙中山的形象，来投影其青年时代，而对于他的言行中显露出的青年时期特有的行为、心理特征，则多所忽视，甚至极力将之掩盖、神化。于是，在众多史家笔下，青年孙中山都呈现为大义凛然、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这种脸谱化而又不无漏洞的形象，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既存在先天不足，（注：比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孙中山到底是革命家还是改革家？这些问题尚待解决。2001年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近代中国》杂志第141期发表长文《革反与革进并行：论孙中山先生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试图依据孙中山日后的说法，对青年孙中山思想中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成分加以调和：“从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以观，革命二字实包括革反与革进两方面。兹引孙中山对刘成禺的谈话一段，作为本文论证的直接依据：‘……今人多谓革命二字，只能代表革反，而不能代表革进，此大误也。革命本中国语，不能以西语解释。革命始于汤武，传曰：汤武革命，反之也，直言之，即造反。天命所归，故革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去旧染之污，而自新易旧，命为新命，凡不合应天顺人之事，皆宜革而去之，是合革反与革进两意。”但是，这种论证存在逻辑漏洞。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到后来才明确的，他在1895年前后是否已有此种成熟思想，尚为可疑。）又逢时势潮流的巨变，连不少职业历史学家都对它感到索然无味。在普通大众，尤其是日渐讲求独立、求新精神的青年一代当中，更难产生多少吸引力。新近一些研究虽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注：例如，在《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文集》第4集，1986年）一文中，桑兵避开孙中山从1884年便已“决志革命”的神话，坚持认为1895年孙中山即已确立了“共和革命”思想。这一做法，“固然摆脱了孙中山自述的阴影以及台湾史界的成说，但没有给孙中山早期思想研究带来突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7页）。在沈渭滨笔下，青年孙中山也还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家形象：“1892年7月，当孙中山获得西医书院授予的医学学位和领得在香港开业行医的资格证书，告别母校时，他已经是一个准备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医国手’了。”（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7页））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尊重历史实际，研究孙中山这样的非凡人物亦不能例外。 有鉴于此，本文以1895年广州起义（以下简称乙未举事）为中心，具体分析孙中山的言行、心态，试图把握青年孙中山特有的想像气质，及其对孙中山革命道路的影响。文章所用资料并不算新鲜，然以往研究者或少留意，或以先入之见视之。现本其客观之义钩稽提炼，庶几恢复一个真实、真切的青年孙中山形象。至于一个真切、完整的孙中山形象的重构，以及孙中山其人其事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重建，则有赖于学界的更多努力。 一、心志强于形势：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 一场革命的爆发，必有其赖以发生的社会形势和依托力量，也即社会基础。那么，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何在？ 首先，就社会形势而言，1895年前后的中国虽然面临重重危机，但还未到一触即发的革命边缘。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加剧了本已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对外战争的失败、赔款、财政紧张、地方督抚的离心倾向、秘密会党与政府的对抗，所有这些问题，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便已出现。最重要的是，作为统治集团中坚的新老洋务派，对这些问题早有领教，自信能凭以往的经验来应对它们，在变动的时局中维持既存的制度和价值体系。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这种信心的明确表述。土大夫中的主体，熟诵圣人言论，恪遵传统典制，汲汲于个人功名事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作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大城市，在一小部分接触西方文化相对较多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才出现了一些异于当局的声音。但其中的代表、最激进的康有为，也只不过倡言君主立宪而已，谈不上革命。陈少白自己也承认，当时他和孙中山等人，头脑中都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的概念。[1] 但在青年孙中山看来，这种形势却正是举事的有利时机：“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2]这几句话写于乙未举事的第二年，时隔未久，头一年的乐观心态，仍然流露于字里行间。由于心理状态和掌握信息的差异，对于社会形势的判断，刚从学校毕业没几年的青年人，与身预国事、久历沧桑的当朝权臣，自然很不一样。从上述话中，明显能看出青年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其中不无想像的成分。 其次，就乙未举事的依托力量而言，一个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强大支持的阶级、集团或群体，此时也还未形成。乙未举事所依托的，主要是海外华侨。据统计，1894-1895年参加兴中会有名可考者共178人，其中79%为华侨。[3]但是，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只是少数。檀香山大部分华侨都认为孙中山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4]美洲各地也差不多。1896年，孙中山首次赴美宣传革命，岂料一跟华侨谈起武力排满，绝大多数人都“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莫不掩耳惊走”。[5]1904年，孙中山再次赴美宣传革命，并特地加入了在华侨中影响最大的洪门致公堂，但响应者依然很少。[6]而此前康有为一派组织保皇会，在南洋、美洲等地却大有响应者，筹款也很顺利。这表明，华侨还未成为一支反清力量，更谈不上作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