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6-0086-07 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是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才使当时的中国开始了缓慢而曲折的现代化进程”[1](192)。也就是说，对外开放是进行中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由于外来因素的不断刺激，才使中国从传统社会的强烈桎梏中渐渐得以解脱，逐渐走上现代化之路。帝国主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逼迫中国走上了开放与变革的道路。但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只是在特殊时期的非常行为，是侵略与控制中国社会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全部。更多情况下，帝国主义势力是通过政治讹诈、经济控制、文化渗透等手段来达到目的，主要形式是人员、物资、信息、文化方面的交流。 中外之间的人员往来大多属于国际旅游活动的范畴。我国近代因旅游活动尚不发达，也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各种文献中大多把以观光、游览为目的的活动称为“游历”、“游览”。虽然当时出入境人员数量与现在无法同日而语，但对于初步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在国内的研究比较重视国人的出境活动，因为这是与中国社会睁眼看世界，学习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争取民族独立与发展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出境旅游直接地密切地和民族命运、国家兴亡同坐一条船，同走一条路。[2](P422)而从近代国际旅游的构成来看，入境旅游的规模更大一些。有关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的国际旅游收支各正常年份均为顺差，证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旅游接待国。[3]因此，入境旅游作为一种主动和能动的外来因素，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 一般说来，旅游活动发展的主要制约条件是社会经济因素，旅游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不过，中国近代属于特殊情况，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据统计分析，1897年至1913年是外国人入境人数高速增长阶段。入境人次从1897年的4079人次，增加到1913年的31779人次，17年间共增加了6.8倍，年均增长率为13.7%。[4](P60)而同一时期国民经济却处于缓慢增长状态。从1887年到19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3.43亿元增加到187.6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0.3%。[5](P44、49)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入境人数增长速度之间的巨大差异明确显示，引起入境人数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并非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因此，入境旅游在近代中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主要是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 由于对入境旅游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必须由中外政府对此作出安排。中外政府关于入境问题的约定，中国政府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及管理措施，都会直接影响到入境旅游，决定着入境旅游的发展方式与发展规模。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施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转变过程才开始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近代中国对入境旅游的开放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天津条约》签订，严格限制在内地进行游历活动。通过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五口通商，西方列强获得了种种特权。但对于入内地旅游，还是严格限制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有关经商与游历的内容是：“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往来，均不可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是何品级，即听凭该地方民人捉拿，交由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6](P35)此时期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中有关游历的内容大体相同。如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凡法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处所散步，其日间动作一如内地民人无异，但不得越领事官与地方官议定界址，以为营谋之事。至商船停泊，该水手人等，亦不得越界游行。”[6](P62) 之所以如此约定，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一，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使外国侵略者对到中国内地游历还心有余悸，在充满敌意的中国百姓中间，他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广州就发生了火烧夷楼（注：在广州城外指定给名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事件。英国人几次进驻广州均由于遭市民激烈反对而不能得逞。清政府贴出要求人民不要反对英人进城的告示，也立即被人撕毁，“甫经出示，即有人标贴红白字帖，语多忿激，群情汹汹”[7](P68)。一系列反英事件，足以让外国侵略者感到畏惧。清政府也劝告他们：“今后英商等如肯以君子自居，则当自重自爱，切勿三五成群，浪游各处，至招游民之侮。”[8](P357)其二，满清政府虽然不得不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臣服，但还幻想用一时的让步换来大清皇朝的长治久安。他们认为：“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7](P90)这种苟安的想法当时占据了上风。在徐广缙、叶名琛借助民力暂时阻止英国人进驻广州时，道光皇帝说：“朕嘉悦之怀，笔难尽述。”[9](P27)切实表明了朝廷上下此时的心态。因而，他们便要千方百计阻止西方思想传入，以巩固封建统治。这种形势下，对来华旅游进行限制是清朝统治者理所当然的想法，外方暂时也还能够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