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6-0142-07 关于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策的动机，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把威尔逊的行为视为一种政治权术或外交智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华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毫无道理，威尔逊政府的对外政策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塔夫脱政府的政策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既然目的是一致的，为什么采取的政策截然不同？笔者认为，仅仅用“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来解释威尔逊的承认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很显然，面对同样的问题，塔夫脱和威尔逊对如何回应中国的形势和如何维护美国利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并因此导致截然不同的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威尔逊和塔夫脱是透过不同的认知透镜来观察中国局势的，并对什么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美国在华外交目标的优先秩序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有着不同的理解。总体而言，塔夫脱作为一个倡导“金元外交”的现实主义者更加注重美国在华经济与战略利益，而威尔逊作为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典型理想主义者则更加关注美国在中国的道德影响与意识形态利益，把扩大对中国的精神与文化影响置于经济与战略利益之上。本文试图应用美国外交决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透镜模式和跷跷板模式对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动机重新进行研究。 一、威尔逊的信仰体系及其对美中关系的认知 所谓意识形态透镜模式(Ideological Lens Model)是指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知体系、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提供了个人认知外部世界的机制。意识形态好比一个透镜，个人通过这一透镜来观察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透镜的过滤和折射进入个人的意义框架得以被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通过意识形态提供的模板和意义框架来感知、认识、理解和判断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只有在意识形态框架内才有意义。如美国学者詹姆斯·伯恩斯所言：“意识形态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借以观察政治的透镜。……一种意识形态可能是对现实的精确或不精确的描述，但它却是我们思考人、权力和社会的一种方式。”[1](P243)就美国外交政策领域而言，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人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界定了什么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这些反过来又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估价和不同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模式，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取决于意识形态。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布拉福德·帕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言：“无论哪一个国家，决策者都不仅受到他们得到信息的影响，还要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被用来理解信息。”[2](P9-10) 关于威尔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支持和反对他的人对威尔逊的个性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但都承认威尔逊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出生在一个虔诚的长老会家庭，对基督教具有使徒般的信仰，笃信基督教徒应该用基督教的原则来改造社会。著名史学家、威尔逊的传记作者阿瑟·林克(Arthur Link)称威尔逊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像一个孩童，从不怀疑《圣经》的内容，总是从阅读《圣经》、教堂礼拜和祷告中获取精神的力量。在神学方面，威尔逊是一个典型的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威，主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律法也应该主宰国家之间的关系，《圣经》是生活的准则。他还是一个预定论者，坚信上帝主宰历史的进程，而人和国家被上帝用来展示其目的与计划的工具[3](P12)。威尔逊特别强调基督的精神就是爱与服务，他在1889年写道：“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不是出于以拯救为目的的爱，而是出于以爱为目的的服务”，“爱是行为的唯一动机”[4](P273)。在他的一次演讲中短短的几段话中竟出现六七次“服务”(service)这个词汇。威尔逊从基督教传统和他的长老会神学中继承的宗教与道德信仰和价值观构成威尔逊政治思想的基础，深刻塑造了他对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看法。威尔逊对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看法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他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也应该坚持崇高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在外交行为中，眼前的目标和物质的利益应服从于更高尚的伦理标准以及道德和精神目标的提高”[3](P13)。这不是说他无视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和扩展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事实上，威尔逊在任内也曾为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市场和投资而奔走，但是在他看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能主宰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外交必须关心更高远的道德目标，即扩展美国的文化影响，为世界树立自由和正义的典范，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利益。威尔逊说道：“美国的力量是道德原则的力量……只有道德的力量是它所热爱的……和为之战斗的”[5](P84)。其二，坚信民主制度是最人道的、最符合基督教道德的政治制度，是立宪政体最进步的形式。威尔逊在从政前作为一个学者曾对政治体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英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传统大为赞赏。这使其把在国外促进民主视为美国的责任，相信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将带来世界和平。其三，认为美国由于它在政治、社会和道德与精神方面的成就和美德，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承担特殊的使命，这种使命不是聚集财富和权力，而是通过服务于人类完成上帝交给的任务，向世界输出民主以及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新秩序。美国学者哈利·诺特(Harley Notter)这样概括威尔逊的使命思想：在威尔逊的眼里，美国的使命就是“实现自由的理想，提供民主的样板，支持道德原则，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树立政府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典范以及树立正义，巩固人权，为人道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幸福而奋斗.领导世界的思想以及促进和平，——简言之，为人类和进步服务。”[6](P653)这一概括虽然有溢美的成分，但确实道出了威尔逊对发挥美国道义影响的重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威尔逊被誉为“世俗的福音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