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跨越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它不仅以军事割据与统治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由于它有16年时间掌握着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而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者。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因此，它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也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档，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北洋军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其中“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以20世纪最后5年的粗略统计，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要论文已有20余篇。当时，我正在完成《北洋军阀史》一书的撰写工作，随手积累了这方面的许多资料。 一、日本对华政策与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建基于1895年的小站练兵，即正当列强角逐中国激烈之际，“日本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1908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中有关《对清国政策》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日本内阁所作出的关于对清政策的决议等档案资料，以及其后通过北洋军阀集团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事实都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作了论证（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当时，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尚难与英美侵略势力相抗衡，因此采取了在华物色代理人的政策，袁世凯首当其选，被认为是最佳对象。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首脑，在辛亥革命前夜已深得清廷倚重，在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日本军方乃以“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为“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并上门游说，敦促袁世凯招聘日本顾问及派遣留学生，专门成立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同时还向袁世凯提供新式装备武器以供练兵之需（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日本之所以如此尽力地予以支持，目的是期望他为日本所用。 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正值日本大隈内阁执政。大隈对中国主要采取了“以军事恫吓、外交讹诈为主的策略”（注：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而袁世凯却能逆来顺受，并以向日贷款作为表态。他为了实现“洪宪帝制”，更不惜出卖领土主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可是，日本虽然从袁世凯手中攫取到种种权益，却以袁世凯依靠英美胜于日本，而不予充分信任。所以，当“洪宪帝制”难以实现时，日本内阁遂于1916年3月7日秘密决定：“去掉袁世凯，而重选更有利于日本帝国的人选”。而且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直接策划下，他们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企图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政权”。由此可见，日本与北洋军阀集团关系的基点，是以能否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益效劳来衡量的（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继任。寺内内阁鉴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乃修正其对华政策，采取较为隐蔽的侵略手段，即以经济渗透为先导，逐步地把中国控制在日本手中。寺内内阁的智囊人物藏相胜田主计所著《菊分根》中所提出：“欲谋求我国（日本）经济独立之基础，当求助地大物博之中国”的说法，便是寺内内阁侵华政策的主导思想。寺内内阁以“尊重并拥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对中国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标榜所谓的“不干涉主义”，以示与大隈内阁的不同（注：参见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实际上寺内内阁利用亲日的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已实现了掠夺中国权益的计划。就在这一时期，高达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都是明证，而皖系军阀势力则因此骤然膨胀，导致了直皖战争的爆发，在中国的京畿地区燃起了荼毒生灵的战火。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西方列强无力东顾，而当政的皖系军阀正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与日本关系最亲密的派系，因此使日本能乘隙取得最大限度的权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已居于独霸中国的优越地位。它表现在不仅“东京对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经济方面，“在战时垄断对华借款权的基础上，1919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较战前增长2.6倍”（注：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寺内内阁所制定的经济侵华政策，虽然在中国人民反对下未能得到完全实现，但皖系军阀亦步亦趋、唯命是听地屈从于寺内内阁，“从而造成了北洋时期空前倒向日本的局面”（注：娄向哲：《日本寺内内阁与段祺瑞》，《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则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