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5-0107-06 傅斯年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说，“大凡要把一句话，一篇文，一段故事懂得透彻圆满了，必须于作这言者所处的milieu了晓，否则字面上的意思合起来不成所谓”。换言之，解读往昔的作品，要特别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读其书而不晓得作者的时代背景，“有许多意思要丧失的”。但“milieu是一个各件以分量不等配合的总积”，而古人之所言，本都是随他们的milieu物化的了，“所以后一个时期的人，追查前一个或一、二千年前好几个时期的milieu，是件甚难的事”。（注：本段与下段，参见傅斯年的一份残稿，大概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所写的序言，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该所整理人士代命名为《作者、环境与其他》，并大致确定文章约撰写于1923或1924年。感谢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按Milieu本法语，巳成英语中的外来词，其最接近的指谓或是Setting，兼具Environment,Scene,Background,Surroundings,Situation等义，大致印傅斯年在此文中所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这时空两义的集合。） 如果作品所述的故事具有“古今一贯”的超时空意味，则后人大致能了解；若其所述是“局促于一种人或一时代的题目”，则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难以索解。傅先生在以《论语》和《诗经》的内容为例后总结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 该文大约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作者可能是吴稚晖）所写的序言，故行文力求通俗，庄谐并出，然正如傅斯年所说，“这里边的意思也不会不庄重”。其实傅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他所说的“对手方”，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进而言之，“对手方”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承，它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 特定学术作品的生产者对其产品接受者的预设，以及为使其预设接受者“能够”接受甚至“欣赏”而做出的有意努力，直接影响到学术作品的构建。而“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中介（例如学术刊物和机构）对双方的影响，在这些与学术的“接受”相关的多因素互动下逐渐形成的有意、无意或下意识的研究取向，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材料的认定和使用、争议的问题、表述的方式技巧，甚至所谓“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制约甚至型塑着学术成品的样态，从而最后影响到“知识”本身的建构，并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注：参见罗志田：《学术的“对手方”》，《历史研究》2004年4期。） 简言之，学术作品的读者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然而，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形成之影响，是我们过去相对忽视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今日一般所说的学术作品，大概属于傅斯年所说“对手方”有限而“局促于一种人”的范围，但这是相对于广泛的“人人”而言；实际上，任何具体学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可以相当宽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义的。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国情”的差异，此非我所欲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内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至少比台湾地区就所差尚远；一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多年前针对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反动，以及近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王国斌(R.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注：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三书现在似都有中译本。）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后两者也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不一定都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