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 K3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4)06-0135-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全国已陷落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封建集团的统治已衰落，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随着勤王运动等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民族武装起义接连失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阶层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时候，分化于封建阶级的进步士大夫阶层已站出来领导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越南史学家一贯把当时的进步士大夫划分为两个派别，即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主张暴动的激进派和以潘周桢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温和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越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都是由潘佩珠、潘周桢直接或间接参加领导的。

      潘佩珠(Phan ，1867-1940)，原名潘文珊，别名潘汉，号巢南。他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其父是长期教授儒学的宿儒。他出生时，越南南圻六省已陷落在法国殖民者手中已五年，而他死于1940年，距1945年越南8月革命胜利还有5年时间。因此，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国破家亡的环境之中，正如他在《年表》中所说：“予生之年，为我国南圻亡后之五年。呱呱一啼声，已若警告曰：汝且为亡国人矣。”[1](P376)

      潘佩珠是越南维新会(Duy )（注：维新会于1904年5月上旬在越南中圻广南省（今属广南一岘港省）成立的。当时未定正式名称，亦未制定正式章程。1906年2月，在中国广州开会，才正式定名为越南维新会，并制定章程，以“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为政纲。）、东游运动(Phong trào Du)（注：东游运动是由潘佩珠发动并领导的振遣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学的运动。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得到当时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的敬佩。越南的进步士大夫曾推尊日本为“黄种老大哥”，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把越南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于是到日本去求学成了一种风气，潘佩珠就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1905年，潘佩珠及其同志出洋到日本，开始了东游运动。到1908年年底，日本军阀与法国殖民者勾结起来驱逐越南留学生出境，东游运动结束。）、越南光复会(Viêt Nam Quang Phuc )（注：1912年6月19日，潘佩珠及其同志在广东刘永福家开了大会，决议取消维新会，而另组织一新机关以代之，即越南光复会。其章程记述：“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的领袖，曾参加成立东京义塾( Kinh Nghia Thuc)（注：“东京”是河内以前的名称，“东京义塾”是模仿日本福泽谕吉(Fukuzawa)创立的庆应义塾(Keio-Gijuku)。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范围里，而已成为一场运动，主张教新的学习方法和内容，反对过去科举的那套学习方法。教学重实业，废除乡饮、排除陋俗，按照新的方法生活如穿短衣、剪髻、不染牙齿，采用国货等等。除正课之外，学校还组织一些演说，借以激励爱国心、团结精神。东京义塾于1907年3月在河内成立，是年11月遭到法国殖民者的镇压而被封闭。）。潘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主张是以暴动的手段来推翻法国殖民者的统治，注重反帝任务。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间越南民族革命运动的灵魂，代表着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潘所领导的运动最终都遭到失败，但笔者认为，他是领导越南革命走上世界革命轨道的第一人，为胡志明时代的革命运动开启了先河。

      1905年，因国内民族民主革命的改革方案不能实行，潘佩珠决定出洋到日本求援，计划向日本求援武器和请日本派军队到越南帮助打倒法殖民者。一到日本，潘立即到横滨(Yokohama)去见正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其间，潘在横滨还同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会见。此后，潘与梁、孙结成了良好的关系。这对潘后来的思想及革命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潘佩珠与梁启超的关系

      据潘佩珠的《潘佩珠年表》及《狱中书》所记，潘1905年东渡日本之前，在国内曾读过梁启超的著作并很钦佩梁启超：“予在国内，曾得读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两三篇皆为梁启超所著者，极羡慕其人。”[1](P411)潘在《年表》里只说读这些著作是“在国内”，而没有说具体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注：《中国魂》是辑录梁启超1899年至1901年论著而成，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排印（《中国历史大词典》上卷，第450页）；《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3065页）；《戊戌政变记》也是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成书（《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699页）。而潘在《年表》中说，他读这些著作是在他出洋（1905年）之前，因此潘只能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读这些著作。）。越中两国的这两位著名士大夫之良缘可以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不能确定，到日本之前潘佩珠是否知道梁启超正在日本。按逻辑分析，潘在国内所读的梁的著作应该都有标明出版于日本。那么，潘至少也知道梁正在日本。据《潘佩珠年表》，潘当时不知道梁具体在哪里：“适上海船中遇留美学生周椿君回国，为予道梁先生住所，则为日本横滨山下町梁馆。予大喜，于一到日本则必先谒见梁”[1](P411)。有趣的是，在香港期间，潘曾知道中国改良派及革命派有尖锐的矛盾；“予晤赵君（注：中国留日学生，名字叫赵光复。），知君为革命党人，故予将谒梁之事不敢谈及。盖革命与保皇互相冰炭”[1](P412)。另外，这时期，潘曾跟这两派的机关报有接触，并跟革命派的《民报》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潘到日本后第一个想见的是改良派的梁启超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潘对梁的钦佩；二是潘东渡日本的目的是跟日本政界联系，说服他们向越南援助武器和军队，而梁启超跟日本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他来与日本政界接触。潘在《狱中书》曾表白：“予闻梁久客日，颇熟日事，拟先谒梁求介绍于日人”[2](P333)。这时，主义问题在潘的思想中还没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