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7年，革命派与立宪派各据《新民丛报》、《民报》就“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其中，关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论战主要是在汪精卫和梁启超之间展开，双方结论虽多有歧异，但所本原理多不出当时日本知识界所传播的政治学的有关内容。关于这场论战的各种背景及详细内容，虽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已经作过论述，但对双方在论战中所牵涉的学理依据却少有探讨。（注：如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蔡德全：《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耿云志：《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关于论战的评述，多数文章只是对论战双方观点的转述，而对双方的思想来源较为忽略；即使有之，也缺乏从文本上进行历史实证研究。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则堪称文本实证研究方面的典范。》鉴于此，笔者根据双方的论战文字，追踪相关文本，探讨汪、梁两人的政治主张与有关政治学说的具体关系，以便进一步认识清末政治思想的学术背景。 一 “种族革命”论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 “种族革命”是革命、立宪两派论战的焦点之一，论战的主角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辩论的要点大体是：1.就民族复仇而言，种族革命是否具有正当性；2.种族革命是否会导致国家分裂与列强干涉；3.满族是否已经同化于汉族；4.中国是否已亡国于满人；5.就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而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孰轻孰重，种族革命是否为政治革命的必要手段。这些既是双方辩论的重点，也是彼此分歧之关键所在。（注：“民族”与“种族”两个概念是有分别的，但在这场论战中，双方基本上将种族等同于民族，有时因民族而强调种性，有时以种族来模糊民族界限，这方面情况须另作专文探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冯客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石川祯浩著《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梁启超认为，救国为中国之急务，救国必须以“政治革命”为惟一手段，所谓“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而“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与立宪——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无一毫之因果关系，反而可能为列强提供干涉、瓜分中国的可趁之机。梁启超并且认为种族不同必非不能立宪的原因，不能立宪也必非种族不同的结果。能否立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与君主肯与不肯有关，与君主之外恐立宪而损其权力因而阻碍立宪者亦有关，“而决非由种族之意见梗其间也”。在他看来，中国只有专制政治而无汪精卫所谓的“满洲贵族统治”。而维护专制政治的不仅有满人，更多的是汉人，与种族问题无关。因而，能否立宪的关键在于国民之要求与否。梁启超并不完全否认满汉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但认为相对于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竞争，满汉之间的竞争是内竞，满汉利益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均在求国家的富强，同病于恶政府，同样面临亡国的处境：一旦中国亡了，无满亦无汉。内竞宜以调和方式对待，不应爆发为种族革命。他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所谓“种族问题”，因为“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满洲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间有一二未同化者，而必终归于同化”。因此，在梁启超看来，所谓种族革命乃属无的放矢，实无必要。（注：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1906年2月）；《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5、86号（1906年7月）。） 针对梁启超的观点，汪精卫反驳道：“盖本报之论种族革命有二原因，一为社会上之原因，即复仇是已，一为政治上之原因，即民族与政治互相关系是已。”（注：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1907年1月）。）既肯定民族复仇的正义性，更强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种族现象与政治现象密接而不可分离，“民族不同同为国民者，国家之利害与各民族之利害相反，故各顾本族而不顾国家，至其解决之方法，（一）则互不相下而至于分裂，（二）则一民族专揽权力而以压制他族为治。夫如是之国家而欲其政治现象得以改良发达能乎？不能。故吾敢断然曰：种族问题未解决则政治问题必无由解决也。”“故欲为政治革命者须同时为种族革命，盖因异族压制而主张民族主义，因实行民族主义而为种族革命，此一定之原因结果之关系也。而种界不革命则政界亦终于不变。”而“今日中国之种族现象乃满族压制汉族，而此两族利害相反，不能并存，故政治现象亦无改良之望，不解决种族问题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也”。“中国不为种族革命则不能立宪”。（注：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5号（190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