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l-1106(2004)06-0035-06 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注：“新中国运动”是笔者经研究后提出的一个历史命题和历史话语。笔者注意到，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引导国人为“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而斗争时，始终把“建设新中国”作为号召。他所要建设的新中国，在政治层面为构建以中华为国号的“民族的国家”和“国民的国家”，体现了政治现代化的两重性历史课题。在社会经济层面，主张在与世界各国的“从同”和“超越”中建设一个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又“均等发展”的“社会的国家”。在文化层面，作成一个融贯中西文化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用民族精神救国”，以文化兼取精神建国，以道德立国。孙中山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具有深刻的现时代意义。拙文《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发表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馆刊》第11期；上海《史林》2003年第3期再刊时改名为《孙中山与新中国运动》。）他在投身革命之初，即自称“余为世界之一平民”[1](P173)。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世界各地，吸取世界知识，形成深湛的世界理念。（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他曾自述：“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运动。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见《孙中山选集》第583—58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世界理念成为他倡导共和革命“建设新中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柱。本文谨对孙中山世界理念的构成及其意义进行简要论析，以显现其对新中国历史运动的价值。 世界理念之一：“合乎世界潮流”的政治变革意识 传统的旧中国演变为现代的新中国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进程，又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运动。作为客观社会进程，可统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自觉的历史运动，可称之为新中国运动。虽然，戊戌维新具有“维新中国”之意，但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新中国运动，自应始于由兴中会广州起义揭开序幕到20世纪初年逐步凸显的共和革命运动。“新中国运动”作为一个特定述语首次出现可能是1912年。这年4月20日，为“维新中国”奔走一生的容闳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逝世。第二天，《哈城日报》著文称他为“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并称誉“新中国领袖孙中山”[2](P31)。可见，当时国际社会也认为“新中国运动”就是共和革命运动。当时的“新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孙中山所倡导的共和革命运动以“打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3]为号召；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继续号召国人“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4](P70)。后来在“捍卫民国”和“改造民国”的斗争过程中，仍以“造成真正民国”、“达到建新中国的目的”[4](P95)为标的。 孙中山创建新中国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重要构成就是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广的世界理念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为建设新中国而斗争的全部实践表明，他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呈现出的一体化趋势有深刻认识。古代中国只有“天下”的述语，没有现在这种“世界”的概念。古来中国人谈国事、论改革，总习惯于言必称三代式的以古论今。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不仅论“古今”，而且又扩展为谈“中外”了。中国人在这种由单一的纵向思维向多维的横向思维的变化过程中，逐渐产生和拓宽了世界意识。再之，中国以往只有“时世”、“时局”、“事局”等术语，没有现在这种从世界视野立论的“时代”的概念。但自19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又获得了关于“时代”的新认识。1901年起，中国报刊上陆续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时代”、“国民主义时代”、“竞争时代”等新话语。孙中山在他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世界理念和时代意识是超乎时人的。他在表述自己革命主张时，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20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人群需要”等视角立论。他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坚信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的。在民国建立后，他一再指出，我们“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4](P45)，而“革命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为目的”[4](P284)。他认定革命是一种“时代之进化”，说：“近世以来，革命风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善，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5](P1)，从而表现出“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的政治变革意识。 孙中山“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他的政治变革意识也随着世界潮流的演进而发展。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他适应时势和潮流的变动，提出了“改造新中华民国”的具体目标。他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之共和国”[6](P56)。他自信，只要在中国实现包括“直接民权”在内的“四个民权”，并建立“五权分立的政府”，“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7](P800-801)又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适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7](P764)这充分反映出他世界理念的不断增进，他“仿效外国改革政治”的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