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7.24=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4)04-0047-010 江孜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在西藏地区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斗争中最惨烈、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尽管距今已百年之久，但有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这场斗争何以失败得那样惨烈？其中固然有敌人的武器精良和我方的装备落后、十三世达赖及噶厦对战争的处置荒谬等重要因素，然而驻藏大臣的心理状态对这场斗争进程和结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江孜抗英斗争100周年之际，本文拟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简略分析江孜抗英前后驻藏大臣的心理状态。 一、江孜抗英前清廷简选驻藏大臣的失误 英国人觊觎西藏是对华战略的一部分，1888年，隆吐山战役之后，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英人在西藏取得了某些利益，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从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获得的侵藏权益，而要求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接触，签订新的条约，从中攫取更多的侵藏权益，以独揽长江以南的中国半壁河山，……将西藏变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注：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5月版。）对于英国人的企图，清廷不是不清楚，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川督鹿传霖就在藏事《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指出：“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已岌岌可危。”（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97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但此时的清廷，已不可与康乾盛世同日而语，随着外部入侵的加剧，内部已日益腐朽。朝廷中枢虽看到藏事危急，但苦于吏治腐败，朝中已难以恢复乾隆时期治藏的锐气。一方面，朝廷仍顽固坚持驻藏大臣必须由满人充任的定制，另一方面又难以寻找可胜任的进藏官员，加之朝廷官风日腐、每况愈下，官员皆趋炎附势，诚信日失。一旦入朝，皆以攀附权贵为能事，畏苦、畏远、畏艰、畏事、畏洋，群官蚁聚京城，惟恐外任，而外任者则钻营富庶之地，力避边远寒苦之域。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简选驻藏大臣或为失势满人驱边以惩，或为低官高补转缺以示“恩宠”，如《张荫堂驻藏卷稿跋》中所述：“乾嘉之时，尚有和琳、松筠辈恩威并用，藏政绥和。自道咸以后，渐为失势满人之转缺，进藏者鲜有贤能之辈。”（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1457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 清廷中枢的日益腐朽，严重地影响了驻藏大臣的简选，在英人渐逼、藏事日益危殆的情况下，清廷对进藏大员的选任却处在消极应付的状态。一是就近选任，勉强凑合。在抗英之前，补授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多从川黔府道按察使中赏副都统衔急赴藏事，如驻藏大臣文海进藏前为贵州按察使；庆善为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擢任驻藏办事大臣；裕钢由四川雅州知府调任西藏粮务委员，后赏副都统衔为驻藏帮办大臣，2年后擢任驻藏办事大臣。在帮办大臣中，桂霖由贵州贵西道赏副都统衔擢任，安成由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衔擢任，虽然钠钦不是出自川黔府道，但属被革职官员赏副都统衔充任驻藏帮办大臣。二是不问贤愚，只要能勉强进藏办事即可。驻藏大臣奎焕曾于1896年，被鹿传霖在《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参奏为“因其行为不俭，商上更为藐视。”（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975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奎焕驻藏卷稿跋》中则称为“奎焕以庸碌之才，恰处内外交逼之势，何能有所作为。”（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86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驻藏大臣文海虽有到藏后勤于诸事之说，然其人见识乖谬，心胸狭窄，以私利害大局，因一时怨愤竟然与成都将军恭寿合谋夭折了鹿传霖的收瞻及改土归流计划，故《文海驻藏卷稿跋》评述为“文海以贵州按察使升为驻藏大臣，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任命，五月始抵成都，他要求招500名勇丁以自卫，才肯入藏。……月需饷银2000两，由川照拨。时四川总督鹿传霖正有事于瞻对，筹款不及，……哲而未拨。适成都将军恭寿因鹿氏办事专断，与之会衔之奏不预先知会，……二人遂相勾结，扬言要给鹿以难堪。同时二人又受到藏人重贿，奏请将瞻对仍还藏管辖，使鹿氏收瞻之功毁于一旦。”（注：《清代藏事奏牍》[Z]，下册，第1061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而驻藏帮办大臣桂霖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接任，五月至成都，借故迟迟不进藏赴任，滞迟1年后以目疾解职。三是荒唐点官，不问具体困难。西藏气候高寒，生活艰苦，交通十分不便，被选官员称为距川六千里，百日始过关。更有甚者认为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不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颤寒栗者。”（注：《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8月版。）就是这样的条件，清廷钦点驻藏大臣不问年龄，不问身体状况切实如何。驻藏大臣文海，以60多岁高龄，在驻藏大臣任上5年之久，中间几次奏请休假或进京朝觐天颜，就是迟迟不批，后终可请病假入川治疗，结果死在回川的路上，死时年已70。驻藏大臣庆善本己年届70高龄，体弱多病，却被清廷由四川候补道简选赴藏，并严旨“著即凛遵前旨，力图振作，以固边圉。”结果庆善“遵旨星驰进藏。”（注：《清代驻藏大臣传略》[M]，第243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行至昌都察雅昂地，即病殁于路途，要了他的老命。无怪他的继任者裕钢在奏报庆善病故时称庆善之死“固有道路崎岖，积受风寒所致，然已年届七十，实难耐此劳苦。……庆善蒙天恩破格，极思早日到任，藉资报称，不图行未至而身已卒，其情甚堪悯侧。”（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088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驻藏帮办大臣安成本已年届70，以候补道分发四川日久，品级久久未进，朝中为了解决其进职，竟不顾西藏大局赏副都统衔命其入藏，安成当然熟知官场这一套路，进藏后不事藏务，但行推诿，常尾随驻藏大臣裕钢之后会衔奏事，从无个人主张，后经过朝中权贵，在西藏1年多时间就返回内地，后人讥评为“以此碌碌之辈而托以边疆重任，使权利渐丧，执政者能辞其咎乎。”（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7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透过这段文字，已见清廷简选驻藏大臣之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