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G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6-0001-14 最近二十多年来，有关近代上海出版业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注：就国内的研究而言，叶再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王余光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开始出版）等均有较大篇幅涉及近代上海出版业。其他如汪家熔的《论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5年版）、周武的《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为近代上海出版业研究提供了富有深度的个案。就国外的研究而言，早期有戴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李桐实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最近的成果比较多，如德国瓦格纳关于早期《申报》的研究，费南山关于上海报业起源的专著，美国胡志德、奥地利皮尔兹关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这些专门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学理深度。此外，还有许多论著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也有较多的篇幅涉及上海出版业。）关于文化市场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受到重视，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著。（注：文化市场，简单地说，就是指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消费能力，它包括图书报刊市场、娱乐市场、演出市场、电影市场、音像市场、文物艺术品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市场、网络文化市场等。与本文论旨相关的，主要是书刊市场。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着眼于一般理论性探讨，有刘玉珠、柳士法的《文化市场学：中国当代文化市场的理论与实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分析市场与文学写作关系的有鲁湘元撰《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侧重于展示文化人经济生活的有陈明远所著的《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这些论著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文化与市场关系的某些面相。）但将文化市场与近代上海出版业结合起来考察，除了个别的研究有所涉及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本文拟以民国初年中华书局的崛起及其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竞争，以及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大改组两大出版事件为个例，探讨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民国初年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业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中华书局的崛起及其与商务印书馆之间异常激烈的竞争。 1911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沤浪相逐，汇成辛亥风云。曾身历其境的张謇后来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路之不合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注：杨立强、沈渭滨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于是而有“共和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政治的兴革，以及由此导引的革故鼎新潮流，深刻地改变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市场，特别是教科书市场和启蒙读物市场。这种改变对守成者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对创业者而言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谁把握住这个机遇，谁就在市场的争夺中抢得先机。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时年27岁的陆费逵就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并在市场中抢得先机的出版“奇才”。（注：陆费逵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对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到武昌后，曾先后创办昌明书店和新学界书店，1905年在湖北武昌加入了日知会，并担任评议员。这年夏，他出任《楚报》记者、主笔，写下不少抨击时弊的社论和短评。三个月后，《楚报》被查封，陆费逵遭通缉，潜赴上海，后应昌明公司邀请，就任该店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期间他参与上海书业商会，任《图书月报》主任。1906年6月，加盟文明书局，兼文明小学校长和书业商会补习所教务长。曾与俞复、丁福保等人编过多种初等小学教科书。陆费逵在文明书局期间，常和商务印书馆代表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商会会议。高梦旦发现他是出版界的奇才，非常欣赏，乃商之于张元济，于1908年秋以重金将他聘入商务。初任《教育杂志》编辑兼交通科科长，一年后被擢升为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和讲习社主任。参阅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 陆费逵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早在武昌起义时，他就已意识到清王朝行将覆灭，共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大批新的读物，特别是适合共和理念的教科书。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意味着帝国时代的许多出版物都将过时，教科书也必有“大改革”，因此，他决意辞去商务编译所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等重要职务，并会同比较知己的同事戴克敦、沈知方和陈协恭等人，密筹资金2.5万元，准备另立门户。稍后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叙其事道：“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爱集同志，从事编辑。”（注：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1912年2月23日《申报》。又见《中华教育界》1912年2月第1号。）他们白天照常在商务上班，若无其事地应付馆中事务；晚上则集会筹组新书局，常常工作到深夜。一切都干得十分隐蔽，滴水不漏，商务高层对此毫无察觉。据说，武昌起义后，商务的负责人曾问陆费逵，是否在春季的教科书封面上仍印龙旗，陆费逵答称：“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都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商务信其所言，仍旧印行旧本。（注：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可是，他自己却秘密组织一批被商务辞退的编辑人员加班加点地赶编《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陆费逵等人便在中华民国创立的同一天于上海设立了中华书局，他们暗中编写的中华教科书随之推向市场，并与商务版教科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