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4-0068-07 科举已成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最终于1905年9月被正式废止，但在三年一循环的科举考试周期中，该年未有乡试或会试，因而此前一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随后于该年7月举行的殿试中录取的进士就成为1300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因此也有学者以为中国科举制结束于1904年。在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对末科会试和殿试情况及其进士的特殊命运作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科举革废的前序 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制，是指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的进士科以来的考试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试选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贡举科目，真正被后世称之为“科举”的则是从隋代才兴起的进士科。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定型为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1](P3149)第一级为考秀才的童生试，第二级为考举人的乡试。第三级为会试，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贡土，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就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者是贡士，殿试没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P372-375)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P69)但是，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P287-289)经历过庚子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P1)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的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采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P7-9)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学堂才可以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但已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正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说，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渐废科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