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神秘传闻盛行，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有关“神术”、“异事”者和谶谣乩语两个分类。“反洋教”是义和团运动重要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对教方的仇恨心里及对其“邪术”的认定，便成为对其“邪恶”指斥的重要支持根据，更为根本的在于对外国多方面侵略总体上的本能性对抗。在以极其落后的武器甚至是赤手空拳来应对敌人的洋枪洋炮的特别条件下，指斥敌方“邪术”而张扬己方“神术”，便更成为其一种现实的特别需要，一方面希求借此震慑敌人和鼓舞自己，一方面要在社会上渲染出一种神秘莫测、有利于灭洋的舆论氛围。事实上，对洋人“邪术”的展陈和指斥，不难从悠远的反洋教历史话语中追溯到母题性素材的源头。早在明末清初的反洋教典型文献中，即已包含了大量关于教方“邪术”的内容。其本源性的文化依傍，主要即中国的传统巫术、法术之类，以此来比照认知所憎恶、疑忌的对象洋人洋教。关于义和团自我张扬的“神术”的传闻，就更直接地可以从中国历史传统的渊源上得到解释，有的学者从“气功”、“巫术”、“武术”三个方面去分析解释，颇得要领。有的研究者指出，“我们看到民间神祗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新神的一个共同来源是流行于乡间的乡土文学和戏剧。这种“神祗”和相关故事情节，并不限于从阅读原著中才能获知，即使目不识丁者，日常也可通过听故事、看戏剧等诸多渠道熟悉，在特定时候取用起来，自然和方便得很，也容易在民间社会发挥效用。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引起社会成员的迷乱、恐惧、紧张和危机感，即容易造成传闻盛行。充斥神异性内容的传单揭帖、口播消息如蝗如雨，不胫而走，成为人们不断接受轰炸的信息流。在当时的特定环境条件下，公众对信息真伪虚实的审查意识和辨别能力比平时更大大下降，从众心理会不自觉的显著增强，显出其特别的社会效应。广大公众是当时神秘传闻场中的主体力量，即使高官显宦、王公贵族中也不乏其人，此乃神秘传闻得以盛行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