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作 者:

作者简介:
樊卫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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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代上海市场与内地城乡市场的差异及其制导作用

      近代口岸化市场体系对内地城乡市场的辐射,是以工业品扩散和农副产品收购的市场流通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的经济辐射。在这种市场辐射中存在着口岸对农村的制导作用。

      近代中国市场存在着口岸化市场和传统市场两极,是一种双重结构;前者以上海等口岸城市为代表,后者以内地农村市场为代表。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大量混合的过渡性的市场状态,没有明显可划分归属的差别。在上海市场网络中大致上可以州县城市为中介划分为沪地口岸市场和农村城乡市场两大块。口岸化市场的基础是中小城市市场和地区性商品集散中心,在它下面是广大的农村市场,由于两者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基础迥然,市场运作的方式、形态大不一样。

      首先,商品流动的规模、方式不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各类有形市场的物质设备和操作技术不仅与内地农村大不一样,也与外地城市有很大差别。而中级聚散市场以下至内地农村市场,商品交易大多发生于周期性的庙会、墟集及其小城镇,由于交易的分散性,偶然性和小流量不具有市场专业化扩张的张力,大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流转方式、物质外貌和落后的技术水平。

      其次,金融关系不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是中国商业金融中心,外资商业银行、华商商业银行和钱庄与上海商界具有密切的业务关系,上海的贸易商和客帮在融资、资金周转等方面能够利用现代和传统的金融工具,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维系交易、商品流通的连续性。广大农村资金匮乏,农民资金周转大多靠自有资金或高利贷,缺乏有效而可靠的金融支持。由于农村金融形式的落后,农民或城镇居民不得已的借贷大多不是为生产筹资而是应付生活的窘迫。

      其三,市场化的程度不同。大规模高密度的商品交换使资本的赢利能力扩大,从而吸引了资本的集聚,上海的各类工商企业丛集,彼此竞争激烈。商品流通、交换的主要途径是市场,产品大多由市场定价,社会生产的消长决定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市场信息。内地城乡市场,传统的牙行、公所、会馆仍有强大的势力,产品生产数量、产品价格、交易方式等受到这些传统组织的不同程度的限制。有些地方的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出现了不经过市场的垂直化的现象。近代中国市场的不发达、不完全,主要是内地农村市场的落后和封闭。

      其四,最重要的是市场的基础不同。上海口岸工业品市场是以中外机器工业为基础,内地农副产品市场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不同的基础必然形成不同的市场组织和营销业态。现代企业的产品制造、流通都是有明确的成本核算和利润指标的,其市场价格大多整齐划一,适应于大流量、规模化的市场经营。城乡个体小生产的产品,其生产成本因人而异,虽然进入市场后,要受到平均价格的制约,但由于竞争没有充分展开,价格差异到处存在,且差异的幅度远大于工业品,甚至还有价格因人而异、计量内外有别、故意短斤缺两的现象。民国时期的上海,西式的商务活动规则已大致被接受并成为主流式的市场规范,而在内地传统的市场习俗根深蒂固,占据着支配地位。

      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不同的形态特征,自古既然,到了近代这种“不同”已渐演化为性质的差异,且两者的相互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的城市只是个消费市场,商品流动是单向的,农村拥有城市所必需的资源,城市生活依附、受制于农村。城市人口不多,其对农村市场的影响极为有限。开埠后,随着口岸规模化经济的兴起,构建起口岸市场网络,口岸成为市场网络的结纽,以往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转换。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上海与内地的市场关系上表现得尤为集中和典型。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为全国经济中心,中心市场的功能进一步深化为全国性的市场中枢,对其辐射的市场空间具有一定的制导作用。

      上海口岸对其辐射市场的制导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品供应的支配和垄断。传统城市往往不是生产性城市,近代上海不仅是工业品的产地,而且集中了全国工业品产量的50%;同时又是进口工业品的巨埠,同样集中了输入洋货的一半。“内地所用洋货购自上海、天津、香港,就是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由上海购买。全国对于上海,差不多都是入超”(注:张公权:《中国经济病态及今后之治疗》,《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32年11月。)上海拥有内地城乡稀缺的先进工业品,从而控制内地的工业品市场。

      (2)对内地土货供应、流通的支配和控制。上海是巨大的消费和生产城市,进出口大港,其消费、生产、出口对内地的,特别是华东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土货供应的数量、品种、方式甚至时间等均有重大的制约力。

      (3)金融方面的制约。沪地集中了大批金融机构,由此集中了大量的货币。开埠后上海钱庄、银行汇集,成为全国金融市场中信,“全国近一半的资金在这里集散”。在废两改元前,上海钱业公会的挂牌银拆,每日分电全国,各地以此为本地银两合算汇兑上海规元的依据,各地洋厘亦依此作定价。上海钱庄的申汇信誉卓著,全国通用,上海银根的松紧直接影响及全国金融市场的起伏和市面的兴衰。

      (4)价格制导。近代中国由于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总量比例上巨大的不对称,以及工农业产品流通库存技术条件的不同,出现了工业品的卖方市场和农产品的买方市场。上海是工业品生产和农副产品的集中之地,内地工农业产品市场价格大多以上海市场价为基数,或进行层层加码或节节减价,价格的差异与离沪地的远近和流通环节的多寡成正比。同时,由于上海是国内外市场的交汇点,与闭塞的内地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往往由中心向内地节节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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