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龚国庆(1959-),笔名龚郭清,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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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4)06-0044-04

      自从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学人或将他说成是一个基本上的“西化论者”或“仿洋改制”者,或将他描绘为一个基本上的固守传统者,或将他理解成假托古代圣人“微言大义”进行改制的中西文化附会拼凑者,等等。

      那么,事实上的康有为,是如何的呢?

      笔者以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这种巨大的原创性,固然出于他的强烈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使命感,出于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高度关注,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内部多样性的理解和把握,出于他对近代西方和世界大势的了解和评价,出于他的鲜明时代感,更出于他对近代西方、中国传统(“古意”)和现实中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创造性阐述。

      以解读康氏有关原始文本为基础,本文将主要论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对西方及中西关系的认识,以期对康有为早期改革思想的原创性有一个更接近实际或更深入“现场”的认识。

      一、近代西方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

      应该说,康有为对近代西方冲击的性质,还是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首先,这是一场政治军事侵略,目的是瓜分、灭亡中国。关于这一点,后人的论述颇多,本文不再展开。

      其次,康有为还认为,近代西方正在进行一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目的是掠夺、榨干中国。在其1895年5月2日所上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氏对西方经济侵略作了充分揭露,以此向国人敲响了警钟:“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1](P91)

      再次,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还是一场文化侵略,目的是从精神文化上彻底摧毁、征服中国。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指出: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2](P202)

      鉴于以上所述,康有为特别强调,对近代西方侵略者不能抱任何幻想,必须正视现实。他说:

      印度之被灭,无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始有议员二人,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兰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2](P239)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2](P237)

      康有为指出,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史无前例的特点。他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1](P169)所以,近代中国人也须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康氏说:

      天地为愁,我将何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无富贵之可图,无格式之可循,同舟遭溺,同室遭焚,被发缨冠,奔走呼救,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2](P231)

      在康有为看来,在近代西方的侵略下,“国”、“种”、“教”面临全面沦亡的危险;近代中国人只有自立、自强,奋发图强,变法维新,才能摆脱空前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康氏说:“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2](P208)

      二、现实中的赏西批中

      面对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康有为并没有只限于义愤填膺,而是正视“时变”,理性地、冷静地分析近代西方强大和现实中国虚弱的原因,以便使中国能对症下药,发愤自强,成功地应付近代西方的挑战,适应近代世界大潮。康氏自以为,对“中西相异之故”,能不抱偏见:

      仆迩者涉猎于洋学,稍反复中西相异之故,及其所以强之效,亦似稍得一、二。仆深山之人,幼奉儒师之说,长诵先圣之书,未尝识一洋人,未尝与一洋事,其无所偏袒,可不待言也。[3](P535)

      那么,近代西方强大的原因究竟何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对近代西方强大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

      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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