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

作 者:
邵雍 

作者简介:
邵雍(1953-),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关系到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袁世凯对秘密社会查禁的重点是与革命党合作的洪门帮会,与革命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则安然无恙,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则采取了暗中放纵的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作为一个国家元首,袁世凯将国家的法律、法令玩弄于股掌之间,给民国的统治者不遵法纪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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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4)06-0126-07

      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中华民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内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尖锐。如何对待秘密社会是袁世凯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关系到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

      一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与胡维德等共同署名,致电各省都督,极力解释他逼清帝退位的种种不得已的苦衷,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会匪土匪,焚掠淫杀,均以大局未定,难于剿办。”[1](P96)从现有记录来看,民国时期袁世凯最早实际过问、干预秘密社会事务是在同年9月,这时他已经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权力,统一号令全国。他在会见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时指责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常闹事”,要陈“南返时,使中调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陈其美自京返宁后也与陈谈及国民共进会问题,陈只得以“集会当初组织之主张固属纯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对”。

      中华国民共进会是于1912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会长是与陈其美有一定交情的青帮大字辈应桂馨。该会的筹建得到了陈其美的支持。6月19日,陈其美还联合应桂馨、张尧卿、高士奎等19人在《民立报》上刊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2](PP892-893)。从7月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号召“各省同志诸君,如愿担任设立支部者,既祈先就所在地点设立通讯处,并祈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3]后,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机关部向帮会密集的金、衢、严、处、宁、绍、台、温八府每个县各派出调查员20人,广招会员,准备各设机关部1所。同月,会长应桂馨又因参与策动武昌马队的倒黎暴动,遭到黎元洪的通缉。于是国民共进会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可能是为了摆脱干系以示清白,也可能是真的对国民共进会失去希望和控制,陈其美回沪后“与应(桂馨)亦不相往来”[4]。但浙江都督朱瑞最先开始对国民共进会下手了。他“连日召集政军两界密筹对付办法”,定出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全浙新旧军官无论官弁兵丁一律不得入共进会,先入者限期出会,缴销党证”。根据这一规定,杭州机关部会长、洪帮首领阙麟书和总务、青帮通字辈杭辛斋等人纷纷辞职。朱瑞还极力扩大事态,“电呈中央请示办法”[5]。

      袁世凯以此为契机,于9月29日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6](P1360)袁的这一命令给朱瑞撑了腰,壮了胆。10月,朱瑞指令金华驻军逮捕国民共进会龙游事务所负责人、金华帮会首领管伟,旋又罗织罪名,将其枪决。当月下旬,朱瑞又发出《解散共进会示》,认定共进会会员“莠多良少,恃众横行”,“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惟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7]。至11月19日为止,浙省当局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53人,全部处决[8](P933)。

      朱瑞在浙江对共进会的镇压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1912年11月9日,袁世凯借题发挥,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取缔秘密会社的布告。布告称“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消戢,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应再由该都督等饬所属民政各机关剀切出示,设法劝谕。凡从前秘密集会,如能知悔自首解散者,均准不究既往,其有愿改组社会者,但能不违背法律,不扰公安,自应在保护之列”[9]。此外袁世凯在接到朱瑞“共进会在苏沪一带,有不法情形事”的电报后,马上下令国务总理赵秉钧“电饬程都督密查”[6](P128)。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然不敢怠慢,于12月中旬发布训令:中华国民共进会实系青红帮组织,如果查有共进会会所,着即勒令解散。

      另一方面,袁世凯暗中于1912年10月派内务部秘书、密探头目洪述祖南下,收买了走投无路的应桂馨。10月16日晨,洪述祖带应桂馨去南京面见苏督程德全,程当即委应为驻沪巡查长,并支付月巡查公费1000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2000元。18日袁世凯电示同意。10月27日,在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29日,袁世凯批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惟应夔丞是问”[6](P128)。12月16日,袁世凯、赵秉钧传见了应召进京活动的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五万元,供解散共进会之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10]。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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