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04)06-0092-08 粤省近代金融业以广州为中心，主要有银号、当押店、银行、保险及信托公司等类。由于历史的原因，银钱业虽是一种传统的金融行业，但在民初仍以经济实力长期居于商贸中坚之地位，其公共组织具有良好的管理效能和权威，与政府财政当局处于既抗争又合作的互动关系，并在本地商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社会变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行业同业公会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本文主要以广州银钱业的公共组织银业同业公会为个案，在此领域开展一些探讨。 一、广州银钱业的经营种类及经济地位 银钱业是我国封建社会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旧式金融行业，起源于铸币的交换。广州银号（在上海等地称为钱庄）产生年代久远，向乏调查，不见于野史稗官，不详于志书传记，但据银业界老行尊口述，其实滥觞于清康熙朝前。当时除以放款、揭项为主体的忠信堂各会员银号外，尚有以开炉倾销为业的“五家头”（即裕祥、大昌、德昌、宝源、阜安五家，由藩署批承开设，专铸藩库银）、“六家头”（即永安、谦受、厚全、宝聚、泗隆、慎诚六家，由盐运司批办，专铸盐库银）银炉，以及以汇兑与存储官款为主要业务的“西号”（以山西人经营的票号为主）等。这几类银号各有团体组织，不相统属，何者先创尚难确断。其业务虽各有特殊范围，但皆经营放揭款项。至清末，因银行业务兴起，银钱业的经营受到影响。进入民国后，山西票号因放出款项不能收回，周转不灵，多行倒闭。倾炉业则因改用铸币，也相继停顿。仅忠信堂属下各银号，因资本宏大而得以继续营业。[1] 广州银号向为顺德人所经营，后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归侨亦向此发展，因之业内遂有顺德帮和四邑帮两大集团势力。前者执银业之牛耳，成立最早，地位亦最重要，放款多以丝业为对象，营业方针略为守旧，保持百年银业固有的色彩；后者实力稍弱，且经验较浅，经营除仍具银号原有之特点，并兼新式银行之制度，作风较为革新。 民初广州银钱业行计分两大类型，虽是同属一行，而营业却颇异。一称做架（即附揭生息），此类银号早期俱入银业行会组织忠信堂。其资本较雄厚，专做汇驳按揭、丝偈买卖单口生意，年营业额多则上百万，少亦数十万。款项之存放，大多为相识主顾，或经由中间人介绍，一般客户綦难请求通融资金。银号对于存放款之利息，向无定率，须视顾客之关系、信用及银根之宽紧为标志；一称做仓（即代客买卖货币），此类店铺除找换金银货币、买卖有价证券外，多从事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特别是炒卖铺，其盈亏实不可测，金融上愈多风潮就愈多机会，同时亦愈危险。 虽自近代以降，银号不论资本还是经营方式都远不能同银行相比，但因其熟悉地方情况，经营灵活自由（银号向能适合商人之心理，如注重信用放款，借款不需抵押，不限营业时间，力求办理手续简便；又以票据运用，活泼资本，使中小商人亦得便利等），并专设“行街”（银号派出探查行情的人员）终日来往于各店号以招揽生意，故仍在粤省金融界拥有极大势力。直到20年代，尽管广东银行业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真正起到工商银行职能的仍旧是银号，尤其是正当银号经营方针稳扎稳打，恪守信用，为全省金融之中坚。工商界一般较少与银行打交道，平时市上各行商凡有进出口货买卖者，更是多与银号保持来往关系（因有汇划制度，可省去现金），如花纱、煤油、钢铁、油豆、海味及米面等杂行，无不赖银业之汇驳附揭兑换，以资周转流通。尤其当夏季蚕丝出产极盛时期，所有出口丝价之汇驳和毛单之买卖，年达8000万元（粤币，下同）之巨，全赖银业为之周转。此外，秋、冬两季之侨汇回粤，岁逾亿元，亦多靠银业转驳，故可谓其“实居商场上最重要之地位”。[2]广州银钱业虽不发行纸币，但大银号都代收捐商捐官的税款，发给收条，凭此可作缴款入库之凭据，国库及省库在此类收条上盖章，银行即当缴过款之凭证。银行凭收条入帐，而钱仍在银号手中。如霍芝庭的福荣银号、邹殿邦的广信银号、植子卿的胜兴银号等，所发收条，在商场上几等于银行本票，信用不下于银行纸币。[3](P322) 银钱业曾被称为广州“百业之首”，如1918年市面不景气，“盈余者寥寥，亏折者指不胜屈，能获厚利，则以银业行为首屈一指”。[4](P2216)不过广州银钱业自身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多数企业规模小，经营者个人及字号的信用，亦缺乏确实之保障。银号为无限责任性质，股东的资产是银号的后盾，而许多银号股东并无雄厚的资力，一遇风吹草动，担负不起他们应负的无限责任。故银业界的兴替变化节奏较快，很难准确统计实数。30年代初全行业店铺达540家，资本总额约700万元（实际数额应高于申报额，因为各号为减轻纳税，在开始营业注册备案时即未实报，有些竟数倍于申报资本总额）。[5](P95)另有估计广州银钱业资本当在2000万元以上，全行业资力约值1亿元。[6]（注：广州银业资本难以确实统计，因股东负有无限责任。全市银号资本额估计约当在2000万毫元以上，至于吸收存款，至少应4倍于营业资本。）如此巨额资金，足可左右金融。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港币与大洋价格猛涨，做投机营业者惨遭失败。又因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以及白银大量外流所引起的金融危机，致使大批店号倒闭。4月1日，广州合德、宝华两大银号因资金周转不灵倒闭，亏欠各户存款百余万元。风声所及，存户纷纷向各银号提款。[7](P2)金融界与官场皆蒙受重大影响，仅1个月倒闭银号即达20余家，造成全市性金融恐慌，[8]乃广州银业界数十年未见之险象。30年代中期，广东银行业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受此影响，广州银钱业经营多趋收缩，获利较少，在惨淡经营中求生存和发展。1935年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产生更大影响，店号数量剧减。[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