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6-0043-08 “纪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用今天的公元纪年方式推算为公元前841年），此后中国有了逐年不断的历史记载，纪年在这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代皇帝均有年号，年号纪元遂成为中国通行的纪年方法。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启用新年号，以此作为新政权诞生的标志，因此中国历史纪年的政治色彩十分厚重，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功能。晚清时期关于历史纪年的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在这场有关纪年的文化论争中，各种纪年主张纷纷登场，纪年方式的选择也成了清末各派政治力量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故其标志着象征着皇权的年号纪年遭到挑战，其背后则是否定清王朝正统性思潮的涌现。 一、晚清“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在晚清，较早提出新纪年方法的是康有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深感国势衰微，开始探究西方富强之道。他认为，西方强盛在于有基督教为之本源，于是发愤倡“孔教”之议，奉孔子为教主，以此重整中国政治、文化秩序。同时他受西方以耶稣纪年之启示，开始在国内倡导孔子纪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康有为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在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的创刊号上，康有为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该期《强学报》上载有《孔子纪年说》一文，提出孔子纪年概念（注：一般认为，这是康有为应用孔子纪年的开始。）。1898年1月，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序》里同时以孔子生年和卒年纪元，其文首曰：“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文末曰：“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1](p127) 在同年6月上光绪帝的奏折《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康有为有意将中国多神统于一教，且以孔子所代表的儒教定为国教，“臣窃孝孔子实为中国之教主，而非谓学行高深之圣者也”。因为“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互江河”。世界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而中国“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艰，考据不便，苟非通博专门，今人不知何世，既为前代，无关尊王，不若以教主纪年，更于敬教有补”，“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即为“文明之教主”，则应纪念，而“纪念于一日，其事太浅，若以纪元纪年，则感发日深。”因此“请今日之纪念圣诞者，后此书历皆用孔子纪年为主，或兼用国号，各听其便。皆若是，则为纪念之远怀实事，不止铺张一日之短念矣。”（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30到236页，沈松侨已考证出此折乃康有为后来在宣统年间所伪做的戊戌奏稿。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2月）。）在1902年成书的《大同书》里，康有为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凡人服从君主之权势，不如服从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纪年，于义最大，于力最省”。他还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就是以孔子纪年，从而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到了历史依据。 梁启超也为其师所倡导的孔子纪年做过一番宣传推广工作。1898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并把当时中国的形势与西方世界对比：“当各国之未相通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义，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盖有精义存焉。”[2](p35)这种说法淡化了纪年的政治含意，在这种策略下，推广孔子纪年所受到的阻力较之康有为相对要小。他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采用孔子纪年有四大好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3](p32)当然，梁启超也不反对用其它纪年，在他看来，无论是黄帝纪年、帝尧纪年、大禹纪年，还是秦纪年，都可以使用，也都有其理由，但用孔子纪年肯定会得到更多的人所认可。 然而在现实上，梁本人对孔子纪年并非十分坚持，其论证孔子纪年就是从其作为工具应用方便的角度着手的。1896年，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刊《时务报》时，康有为叮嘱梁启超用“孔子纪年”。但梁却以采用孔子纪年对办刊不利，“故诸君不愿，弟子亦不复力争也”为由加以拒绝。梁启超虽在理论上遵从其师的孔子纪年主张，但其在《中国史叙论》中却又提出了黄帝纪年说的主张，指出“黄帝为我四万万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皆其裔派，颇有信据”。当时“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故“司马迁作《史记》，托始黄帝，可为特识”，梁启超还据此将黄帝作为划分中国“无史时代”和“有史时代”的标识。他在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甚至公开对“尊孔”表示质疑，“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梁启超在把孔子与西方宗教家对比后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所保者比非孔教矣”。他还从“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以及“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保教之说有妨外交”、“孔教无可亡之理”等的角度质疑保教之论。强调孔子是中国的学界宗师、道德楷模，而非宗教教主[4]。这显然是与主流观念相背道的。晚清国粹派主将之一许之衡的观点具有代表性[5](p95)。可见，梁启超的纪年主张比乃师康有为更加灵活，他不仅主张过孔子纪年而且也主张黄帝纪年，其侧重点无不从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这种灵活性也是梁启超思想上的特点（注：此一问题，闾小波在其《梁启超的世纪情怀》曾有论述，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二月号，第五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