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在形态上，中国传统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城墙上，因此城墙的问题很早就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也有以城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注：早年有Osivad Siren所著的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London:John Lane,1924)，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以章生道的《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芮沃寿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为代表（两者都收于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有马正林：《论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鸿雁：《中国城墙文化特质论》，《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刘凤云：《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在这些研究中，作者既注意到，城墙最初和最重要的功能是防卫，同时也认为城墙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政治统治和天人关系上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但中西学者对城墙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却存在分歧。马正林、刘凤云等人认为，中国的城墙意味着中国传统城市的保守性格，尽管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城市的巩固，却最终阻碍了城市的扩张。但是以章生道和牟复礼为代表的研究却认为，城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挡城市的向外扩张，相反在一些城市化动力强大的城市（城镇），起防御作用的城墙会随着城市聚落的扩张而做出有弹性的调整，而且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因此城墙在和平时期并没有让人明显地感受到它是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的界限。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页。）关于上海古代城市和城墙的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注：如陈梅龙的《上海城墙的兴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郑祖安的《上海旧县城》（《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年）以及蒋慎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通志馆期刊》中有关上海县从元到民国的历史简介等等。）但是以往对城墙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或将它作为一种城防建筑，或将城墙的兴废作为城市发展的某种标志。本文试图通过关注上海城墙兴建和拆除的过程，探讨人们对于城墙的观念的变化，以及上海城墙在功能和象征意义上的转变。 一 开埠前上海的城墙与聚落 上海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意义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在此无需赘言。但在开埠以前，它在传统中国城市中也仍然有相当的代表性，即它代表了这样一种城市类型：它们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由聚落而成为市镇，由市镇而发展为国家设置治所的县城。因此，与许多郡县城市相比，不论是城市本身还是城墙都相对晚出。 在今天上海市区的黄浦江两岸，很早就出现了居民聚落。南宋淳祐十年(1250)的西林积善教寺碑记中，就称其地“土壤衍沃，民俗蕃庶，积帑之家，向所而有”。西林积善教寺在今浦东三林塘，可见在黄浦江两岸早有不少依靠着鱼米之利而兴旺发达的村落。宋代以后，邻近的青龙镇港口屡屡为泥沙淤塞所困扰，使海船不得不改道停泊于上海浦右，即后来明代筑城以后的上海小东门外、黄浦江边。以此为中心，一个新兴的港口市镇发展起来。咸淳三年(1267)，南宋政府在此设立了管理往来商船贸易和负责抽税的市舶司，上海镇的名称开始见诸史册。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以镇升县。 与行政级别的提升过程相伴随的，是上海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根据元初上海教谕唐时措的描述，宋元之际的上海已经与农业聚落完全不同，不仅市场、店铺、祠庙、学校应有尽有，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政府的机构和设施，建筑物的密度相当可观：“上海县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注：弘治《上海志》卷5《公署》，“唐时措记”，第11页上。）松江市舶提举董楷在咸淳五年以后，对上海市镇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大致决定了以后城市东北部的格局。“自市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创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阆阛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圮，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注：弘治《上海志》卷5《堂宇》，受福亭“董楷记”，第28页下。）以上所建四坊在明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中都有记载。这些出自官方的设计和规划，都在试图将上海从一个自发形成的市镇，改造成一个中规中矩、符合传统礼制的城市。 上海设县以后，虽然公署和学校等官方和半官方的设施大都沿用过去的旧址，比如县儒学就是由原来的上海镇学升格而来，县衙门先是利用榷场旧地，后移到市舶司。城墙历来都被看成是中国郡县城市的标志，也是帝国统治的象征。上海最初也没有立即修建城墙。但是上海县的官员们还是对一些旧署进行了改造：“县所以理民事，治所以耸民瞻，非若舶之仅储商货而已。守舶之旧而不思改观以雄井邑，又将以舶目我县。”（注：弘治《上海志》卷5《公署》，“唐时措记”，第11页下。）显然他们对上海城市性质的变化极为敏感并重视，从一个市舶司所在地到一个代表帝国基层权力的县城治所，上海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个贸易码头，相反，其政治性质应该得到强调。为了使原有的建筑符合上海作为一个县级治所的象征，上海官员对原来的市舶司进行了扩建，并且建造了雄伟的谯楼。这些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墙的缺失，成为这个新的行政治所的象征。但城墙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