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4)05-0082-06 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美国即开始对中国的战事进行跟踪报道，正如2003年春中国的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事，向国人提供最早也是第一时间的信息，体现出国人的国际关怀精神。雄踞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权威报纸《纽约时报》从1853年开始即对中国战事进行跟踪报道，不仅是战争，清国的政治、外交、内乱、人口、地震、宗教、纺织、农业、邮政、妇女问题、低价的苦工、财税征稽等文化的诸方面也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报道，作为一个旁观者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些是从我们自己的史料中所查找不到或是史书根本就不记载的极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最初美国尚未参与侵华战争，它只是作为一旁观者在冷静的观察和分析战况的发展，因而其报道更显真实和可信。本文试图透过“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步入“危机”的根源——特殊的科举导致的教育失败。 一、停留在“过去”的教育 1.清国的教育模式。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之题记“清国青少年的教育与功名的授予”[1]的通讯，即以“他者”的身份和“他者”的视角强调晚清废除科举的必要，揭示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致命弱点。这则通讯转载于《伦敦日报》，作者是驻北京的英国记者，报道中随时加有作者的观点和尖锐的批判。记者发现，传统的“填鸭式”即背诵课文的教育模式，似乎贯穿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这一教育方式旨在灌注“道”理而不关心学生能否理解，其结果是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事实上，这一传统的教育范式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而非清国一朝。而背诵的内容，非儿童入门之书而是儒家经典著作，如孟子之书。于是这位记者评论说：拘于儒家经典并延用了上千年的考试制度，“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决不可能再适应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把人的知识的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否定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但把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条狭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开放人类知识的整个殿堂。宣称‘世界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到昨晚10点半’的美国教育无疑是正确的”[1]。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作了彻底否定——科举已经不合时宜。这个论断虽然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却抉中了中国科举最致命的本质，因为儒学以“仁”为根本，排斥自然科学，因而我们传统教育的“成果”皆为恪守儒家君臣之仪的谦谦君子，这种优雅的“风度”之于使国家安定的治国是必须的，但仅凭仁义道德却不能使国家富强，因而尽管上述报道口吻严厉但却反映了我们教育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教育所培养的皆为忠诚之士，这于动乱时期尤为需要，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具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勇气和精神，并自翊为社会的中坚，具有“与陛下共治天下”（宋文彦博语）[2]的责任感，在中国社会中长期扮演着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但是，在晚清时期，由于自明朝以来的“八股”科举将本为中国的这批精英终于一股一股地紧紧裹在了一条狭小的只“为稻粱谋”的求生之路上，使他们变得麻木，难以奋扬起创新和求变的精神。同时，由于晚清对科举制度的亵渎，“将封官晋爵作为奖赏已成了大清政治生活的陋习，并且获得了广泛的运用。有些人只要花钱，未经任何考试便能得到功名”，而实际上，“为国家作战负伤的伤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寒窗数年、埋头苦读的读书人不能公平地取得一官半职”[1]。因而历来视读书为唯一进身之阶的士人此时亦对“读书作官论”感到了迷茫，科举已受到质疑。 2.清国教育的内容——四书五经。《纽约时报》1876年2月20日发表题为《“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1]的述评，认为“不管用欧州人的标准来评判它的真正的价值如何”——十分明显，其态度上已经否定了我们所崇奉的近千年的经典——“四书五经”，“从其影响了千百万人的思维这方面来讲，它们都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并对“四书五经”在清国之意义和价值作出评判：“这些闪烁着东方智慧之灵光的典籍比我们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宽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东方世界确实远比其他任何宗教信仰更有效地指导着人类。我们衡量其价值时不能不从它具有的这种效果来评判。”[1] 由于作为“圣人”——中国士人的永远的偶像——孔子的诞生，“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士就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如对电报、铁路等，有极强的排外情绪。对于晚清新兴的报业，《纽约时报》的“述评”中说：“中国人不怎么懂得什么是新闻的职业道德，但他们印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读者用出得起的钱买报看，他们无需等待其他人收集消息，然后以欺骗的手法卖出去，就像他们企业生产的商品一样。”[1]事实上的极端保守及其结果，使“这些受过中式教育的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须的初步知识都没有”。十分尖锐的批判但切中肯綮并一针见血。他分析这种教育制度之所谓的优点即“要让一个男人成为其他男人的统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学识仅仅就是那些经典著作”，因为这些儒家经典是经过历代统治者所筛选和确定的，它对于“那些坐在自己的家中来支配和规范我们自己社会体制的人而言，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1]。 《纽约时报》在《清国社会新闻几则（二）》中描述了清国皇帝的求雪：“快到秋末了，而北京还未下雪。于是，皇上命令诸位亲王到各庙宇求雪。他说道：‘鉴于迄今片雪未降，以致土地干旱，朕拟亲往圣殿上香求雪。’”[1]这则报道并没有对清国皇帝求雪的行为进行评论，但其向全世界进行宣扬的潜在目的则十分明显：皇帝尚且如此愚昧，何况国人！ 国民的教育和觉醒，非旦夕之功。要让一个被孔孟之道驯化了数千年的农耕民族从灵魂深处萌生出脱胎换骨、自我革新的决心将是怎样的艰难。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谭嗣同希望以自己的血唤醒民众，而毕竟看热闹的观者众而升腾起革命血气的勇者寡，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究其本质乃我们教育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