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的启示和中西国力对比的强烈刺激之下，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叶中国早期变法论者依托传统，参酌西制，第一次明确提出地方自治的民治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地方议会，乡董制的创设和地方官吏的公举。但由于特定的时代主题和政治背景，致使他们的地方自治思想主张以自强求富为宗旨，在重民、民本的思想范畴内表述朴素的民权要求，以及采用托古改制而立意和仿行西制而立言的双重表达方式。王尔敏先生曾对早期变法论者政治主张有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这一评价，用于评价早期变法论者的地方自治思想的意义时，同样适宜。他说：“晚清知识分子依据传统思想作基础，而以西方知识的不同刺激做媒介，从而酝酿出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这种由启发而引申的理论，自不免往往自圆其说，自我作故，甚至出于臆度猜测。若就历史发展的意义而言，无论这些学说是浅陋的、摹拟的、和不成熟的，但却有相当强度的影响力，构成其推动时代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