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G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5-0093-08 清末民国时期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期，社会生活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新兴旅游娱乐项目的公园随之产生，拓展了中国人的旅游娱乐空间，并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公园作为近代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清末民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 一 本文所涉“旅游娱乐空间”概念的定义涵盖两个层面：一是指提供给人们旅游娱乐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公园、动物园、博物馆、海水浴场、避暑地、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等；二是指人们旅游娱乐的精神空间，即人们对旅游娱乐空间的好奇、兴趣与构想，以及人们在旅游娱乐中的精神感受及精神张驰状态。近代旅游娱乐精神的本质是通过旅游娱乐活动以缓解近代工业社会制度化体制对人们构成的身心压抑，以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文明渗入及城市的发展，新式旅游娱乐项目逐渐兴起，旅游娱乐空间得到拓展，并由自然存在的功能多元化的空间场所，向人们按照主观意愿刻意修建的功能单一化或专门化的场所转变。中国过去的旅游项目主要是游山水、览名胜、观寺庙、逛庙会，山水是自然存在的空间，名胜古迹则是前人的历史遗存，而寺庙、庙会在传统社会更具宗教、商业及社交功能，虽然也有少数人修建私家园林，但那毕竟不是纯粹的公共旅游娱乐空间，因此，总体而言，传统旅游娱乐空间是自然、分散、交杂的。但19世纪中后叶，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西方人将其旅游文化移植到中国，逐步兴建新兴旅游项目，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旅游娱乐空间完全不同的独立新颖、功能单一的旅游娱乐空间。新兴旅游场所主要包括公园、博物馆、动物园、海滨浴场、风景度假区等。每一个旅游项目都体现出人们的主观意愿，并具有相对单一功能，其目的是让人们在每一个旅游娱乐空间中获得休闲与放松，但这些项目也带有文化内容，特别是公园、动物园、博物馆，反映出旅游娱乐空间的人文性。这类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使中国人眼界大开，并充满新奇感，许多人到大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都要游览一番，甚而连颇具见识、随曾国藩办津案的幕僚，一到天津就立即奔赴外国人的游乐景点，要一睹“西洋景”风采，（注：参见《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页。“看西洋景”成为新的大众语汇。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通商口岸城市，而后逐步向内陆城市辐射。受此影响，中国官方与民间也开始增设旅游项目，到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城市为中心、以新兴旅游项目为载体、辅以传统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的旅游娱乐空间。新兴旅游项目的开发反映出中国传统旅游娱乐空间正向现代旅游娱乐空间拓展，这一过程体现了中西旅游文化交融、旅游娱乐空间向主观化、单一化、专门化转型的特征。 在众多外来旅游项目中，对近现代中国旅游娱乐空间变化影响最大、且政府投入最多的是公园。近代公园的定义是“供群众游乐、休息以及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注：《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74页。）中国过去只有官家或私家园林，公园这一公共旅游娱乐活动空间完全是近代西方文明进来后的产物。（注：关于公园的概念及中国近代以前有无公园，还可参见李德英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载《城市史研究》第19辑，2000年12月。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建园的目的就是为国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近代即使有私家园林开放情形，也是在外国公园进来后开明士绅作出的反应，是公园本土化过程中的变体。对于近代以前有无私园开放，笔者仅发现《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私家园林有“园票”，票“长三寸，宽二寸，以五色花笺印之，上刻年月日园丁扫径开门，旁钤‘桥西草堂’印章。”中国古代园林无论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均不具有营业性质，作者李斗对“园票”描述过于单，因此，不能断定它对所有公众开放，还有待发现其他资料进行对比考证。见李斗著、周光培点校《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公园最早建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注：上海通讯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1月版，第473页。）当时称“公家花园”。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一词，“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特别是在清廷大员端方、戴鸿慈奏请设立公园等四大公共文化设施后，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注：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源地，大量外侨在此居住，加之华人人口迅速增加，各类公园数目为全国之冠，先后建成外滩公园、华人公园、法国公园、昆山公园、虹口公园、汇山公园等。（注：许晚成《上海指南》上编《上海之历史与地理概况》第11页，国光书店1936年版。）天津作为外国在华较早建立租界的城市之一，清末已有英租界的英国公园、日租界的大和公园，法租界、俄租界、意大利租界也都兴建了具有各国象征与文化特色的公园。（注：石小川《天津指南》，文明书局1911年10月版，卷5《食宿游览》，第7页；天津数字图书馆九国租界图片，见网址：http://digital.tjl.tj.cn/jmjy/jmjy.htm）此外，大连有俄国人建的西公园、北公园。（注：萧山、喻守真等编《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4页。）在此影响下，中国官方开始出资兴建公园。1907年天津建成天津公园，“在锦衣卫桥之北，地基开朗，嚣尘远绝”。（注：《天津指南》卷5《食宿游览》，第7页；《祝天津公园之成立》，见《大公报》1907年4月26日。）同年9月，又在新开河一带建成一座植物园，向公众开放游览。（注：《种植园游览章程之迂滞》，见《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此后，直隶保定也建成公园，（注：《改莲池为公园》，见《大公报》1907年7月24日。）甚至偏远的湖南省萍乡县安源煤矿1907年已建有安源公园。（注：株萍铁路管理局《株萍铁路旅行指南》第2期，1919年版，丙编第42页，丁编第20页。）民国建立以后，公园成为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象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济南、太原、济南等城市都有数个乃至10个以上公园，甚至一般县城都有公园，如上海嘉定县南门外有奎山公园，金山县则有第一公园；江苏常熟有北门公园；安徽宣城有鳌峰公园，（注：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1集1936年版，第1编《江苏省》，第54页；第91页；第54页；第3编《安徽省》第7页。）社会经济并不发达的广西很多县城都有公园，个别城市如大连出现了所谓较为现代的电气游园，这不仅增加了对游客的吸引力，而且使夜间游园也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总之，到民国时期，公园已成为城市比较普及的旅游娱乐场所，这是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变化最明显的表征。公园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娱乐业的发展，并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关注市民生活，并为人们提供旅游娱乐的活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