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G122;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10-0092-09 旧上海有两大租界系统，一为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一为法租界。公共租界一向以商业繁华闻名，以南京路为主干道的市中心区即是其最大的闹市街区；法租界历来以拥有高级住宅区而著称，其西部高雅、幽静的“花园洋房区”，就是它为人称道的明显标志。以往对公共租界及其商业的兴盛多有研究和描述，但对法租界及其高级住宅区的状况却少有考察和叙述，尤其对后者的兴起和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历史特色，可谓极少注意。本文试对这一主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使人们对它的形成过程和环境特征建立一个基本的了解，并由此而引发一些启示。 一、上海法租界的设立和西扩 1848年1月，法国首任领事敏体尼到达上海，其时英国人已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南之间建立了英租界，敏体尼便迫使上海道台将余下的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空地划给法国人，1849年法租界遂在这一地带成立。 租界的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大幅度地增长，用地日趋紧张。借着这些理由，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和利益，无论是英租界、美租界（1848年初现于虹口），还是法租界，以后都屡次向中国政府要挟提出扩界的要求，还采用“越界筑路”的方法，先行将界外的筑路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后再在条约上将其正式确认。 法租界方面所实行的第一次扩张是在1860年，法租界当局取得了小东门外沿江的一片土地；第二次扩张是在1900年，西界由今西藏南路向西推展到了今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当局其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要尽力地将自己的版图由东向西大举推进，最终目的是要与徐家汇衔接起来。因为法国天主教早在那里建立了江南教会中心，这是法国在华开辟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刚刚实现第二次大扩张，不便于再正式提出扩界要求的情况下，租界管理机构公董局为着上述的目标，便采用了“越界筑路”的方法，越境向西建造马路。1901年便开筑了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善钟路（今常熟路）、圣母院路（瑞金一路），1902年开筑了华龙路（雁荡路）、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薛华立路（建国中路）、宝建路（今宝庆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毕勋路（今汾阳路），1907年开筑了金神父路（瑞金二路）、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1911年开筑了宝隆路（今宝庆路），1912年开筑了祁齐路（今岳阳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1913年开筑了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恩理和路（今桃江路）、古拔路（今富民路），1914年上半年，发起辟建了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高乃以路（今皋兰路）、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当这些马路筑成以后，法租界的水、电等公用设施、房地产及其他事业便逐步渗进，这些地区也就变相地落入了法租界的势力范围。 到1914年下半年，法租界的最根本目的在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局势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这正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的大动荡、大混乱时期，因大批的革命党在法租界内从事反对彭世凯的活动，袁世凯政府为去除这个心腹之患，决定同意让法租界当局在界外所筑之路上拥有警权，以此换取法租界将藏匿在界内的众多“乱党”驱逐出境，或引渡给袁政府的警察厅。1914年4月双方就这一交易正式签定《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此条约于同年7月14日，即法国的国庆日对外公布、生效。这样，今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向西至徐家汇原法租界当局开筑道路的所在地区，便全部划给了法租界管理。这次的扩张，法租界净增的面积为13015亩（注：参见上海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二、法租界西部高级住宅区的形成 近代上海对外开埠以后，位于法租界以北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成“公共租界”，在历史上它们同样也实现了数次的扩张，其最后一次是在1899年完成的。前述的1914年扩张既是法租界实现的最后的一次大扩充，从整个上海租界来说，也就成了上海租界最后完成的一次扩充。因这是最迟的一次，也就决定了这一地区属于法租界和整个上海租界最晚开发，但也就有可能成为开发最为成熟的地区。 1914年的法租界新扩充区域，当时虽然已有数条马路穿越入境，但基本面貌仍还处于浜河纵横、村舍点布的郊野状态。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法租界西区的话，其时早已建立了60多年的法租界东区和已建立了10多年的中区此时已经完全城市化，尤其是东区已颇为繁荣和热闹。 当时的东区，有干道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东接外滩。法国领事署、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总巡捕房即位于是路，且商业兴旺、人流滚滚。东区显然是法租界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所在。而在中区，1901年起造的宝昌路（宝昌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民族英雄霞飞元帅，于1915年改名为“霞飞路”（注：参见郑祖安《霞飞元帅来到霞飞路》，《海上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从公馆马路西头开始，为法租界开辟了一条向西的大通道。这条通道正渐渐地显出它在法租界的远大意义：它不仅将成为一条法租界的东西交通主干道，而且还在孕育着变成法租界的一条新兴的商业兴盛的繁华名街。 在这样已成的格局中，法租界新获得的西区，显然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基础和发展需求，它的功能只能另辟蹊径了。其时正逢上海已跃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并正在向国际的大都市衍变，上海的城市人口突飞猛进（注：1910年上海的总人口为128.9万，两租界的人口为61.7万。到1915年总人口已达200.7万，两租界的人口为83.3万。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附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租界中心区的人口必须向外疏散，而法租界西区处于尚未城市化的空白状态，正好能提供大批的空地，容纳大量的人口。于是大为有利可图的房地产业便快速地挺进到这一区域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