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革命与革命美术 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发展史有什么鲜明的特征，那么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那就是“革命”。这种革命，有两个阶段，先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革命”，尔后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逐渐形成的“革命美术”。前者是对中国传统美术的批判，在不满于传统美术对于现实的疏离的同时，着重的是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艺术本体语言的革新。与康有为相一致、陈独秀、徐悲鸿都主张“美术革命”，即革传统中国画的命，革“四王”的命。概言之，是主张引进西方写实主义的艺术语言系统改革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笔墨语言系统。而后者自抗日战争开始，逐渐建构了中国现代革命美术的雏形，从美术的对象、特征、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中国革命美术的整体框架，从而有别于从法国引进的西方学院派美术体系。一个鲜明的例证是，中央美术学院在建国后，由于延安鲁艺的革命美术家（华北大学三部教员与学生）的合并进入，自觉地开始了创作课的教学，即深入群众生活，通过速写、构图等全新课程的开设，系统地进行革命的主题画与历史画的创作。对于中国传统美术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先进思想，也是传统艺术教育所不曾有过的创作理念。因为西方写实主义的艺术具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文化背景和工业革命的“现代性”，与传统中国艺术的文人士绅的农业社会背景截然不同，所以当年在北京就有了徐悲鸿的“革命”与金城的“保守”之争。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欧洲发达国家（如法国）留学，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在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革命思想体系与社会学理论，从而促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融入了世界工农大众解放的大潮。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中国的“革命美术”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它的革命性质，在左翼美术和延安木刻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革命美术与“先锋艺术” 自“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中国美术因其关注人生、改造社会、启发民智的特征，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先锋艺术”，而“先锋艺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前卫艺术”。这一判断的根据可以考证“前卫”（Avant-Garde）的词源。 在《朗文现代英汉词典》与《韦伯斯特英文词典》中都指出，“Avant-Garde”来自于法语“ava gard”，它主要指艺术中的画家与流派，如前卫派、先锋派。“Avant-Garde”也叫“advance guard”，“advance”指前进、推进。在军事术语中，“advance party”指比主力部队超前的部队，即先头部队。在《韦伯斯特英文词典》中，“Avant-Garde”特指新的或非传统（unconventional）运动的领导者，注意这里没有说“反传统”而是“非传统”，“un”指“不”或“无”的意思。 分析“前卫”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要注意在西方语境中的“前卫”，不仅与它所发生的历史社会条件有关，也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分立”的思维方法有关。在西方权威的和流行的“前卫”理论中，有两个“前卫”的概念，一个是政治前卫（political avant-garde），一个是文艺前卫（artistic-cultural avant-garde），或者如哈贝马斯等人所言，称之为“社会学前卫”（sociological avant-garde）与“美学前卫”（aesthetic avant-garde），二者相对立。社会学前卫的先驱是乌托邦社会学家圣西门（Saint Simon），而美学前卫的领袖是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他主张艺术家疏离或自我放逐于资产阶级物质化社会之外，在象牙塔中寻找真、善、美。这种有关现代社会中的美学前卫思想多少受到青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理论的影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常被西方学者用来描绘现代主义者，尤其是前卫艺术家，称他们是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的少数派。正是资本主义的异化造就了前卫艺术的象牙塔，艺术家在其中创造出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批判的现代主义艺术，从而成为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大众文化格格不入的精英艺术。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 社会学前卫：变革与创新 圣西门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最早将“前卫”这一军事术语用于艺术，从艺术家的角度对前卫派的理想做出了重要定义。虽然圣西门把工程师视为新社会的推动力量，但他知道人们缺乏灵感的鼓舞，基督教本身也已智竭技穷，因而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崇拜。他在艺术中发现了这种新的崇拜，他认为艺术家将向社会揭示灿烂的未来，并以新文明的前景激励人们。在一篇艺术家同科学家对话的文章里，圣西门赋予“先锋派”一词以现代文化的含义。 “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于人类的想象和情感，因而总是要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 对艺术家来说，向他们所处的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发挥传教士一般的作用，并且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时代里冲锋陷阵、走在所有的知识大军的前列，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命运！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与使命……”。（注：圣西门《有关文学、哲学和工业的观点》，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3期，1967年12月号。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