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像证史”概念的三层涵义 大约十年前，在介绍我的老师哈斯克尔的史学成就时，我将其《历史及其图像》中所描述的学案概括为“图像证史”的观念。当时，有些朋友以为这一观念所强调的是：由于可视图像比语言文献更生动、更真实地反映历史，所以我们应当把前者视为更重要、更可靠的史证。为了纠正这类误解，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结合中西实例，阐述“图像证史”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并着重指出其陷阱所在。（注：就此问题，我曾先后在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美国密西根大学做讲座，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包罗万象史的观念与西方美术史的兴起》（《思想学术评述》，1997年，第2辑）、《图像与历史》（《新美术》，2000年，第1期）、《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新美术》，2004年，第2期）、《倾听历史的“寂静之声”》（《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丹纳与图像证史》（《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15日）和《布克哈特的艺术观》（《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4日，后两文以笔名“汉文”发表）。拙著《艺术与历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在于此。）如今，“图像证史”这个说法似为有些人文学者和史学家所乐道。（注：著名史学家姜伯勤教授近期采用“图像证史”的方法，硕果累累，见他的《中国袄教艺术史》（三联书店，2004年4月）。刘志琴于2004年7月8日在扬州召开的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以“口述史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为题发言，将图像与文献互证的方法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之一。）这不免令人喜忧参半。我国艺术史学迄今仍属边缘化学科，源于本领域的观念与方法能为其他学科所采纳，与之交叉繁殖而产生新的成果，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欣慰。但是，从已问世的著述来看，“图像证史”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目前流行的做法，不是以图像去图解从文献中已获知的历史事件，就是用文字去描述已知的图像，亦即将图像充作文字“插图”而已。（注：网上关于姜伯勤的《中国袄教艺术史》的宣传文字，颇能说明人们习惯地将“图像证史”简化为以图说文、以文释图、图文互参的循环形式：“姜伯勤教授利用‘图像证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最新考古发现中与袄教有关的画像石、壁画、丝织品等艺术遗存，唤醒了墓葬遗址中沉睡于千年的艺术性灵，再现了袄教艺术与华夏礼乐文明的交融互动。”《新闻午报》上有一则介绍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字也可以为证：“这种以文字为主，绘画资料为辅进行立体的描述，以图证史，图文互参的方式，在被称为读图时代的今天颇可吸引读者的兴趣。”）这种“图像证史”实质失去了实践意义。 我心目中的“图像证史”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用以概括往昔学者借助图像遗物解释历史的实践，如哈斯克尔书中所讲述的从希罗多德到赫伊津哈的史学实践；二是肯定图像的“合法”的史料和史证价值——所谓“合法”的史料和史证价值，其意不但是说图像应被视为与文献载籍具有同等价值的史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图像应充当第一手史料去阐明文献记载无法记录、保存和发掘的史实，或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激发的历史观念，而不仅仅充当业已从文献记录中推演出来的史情之附图，即作为已知史实的图解而不是提出独特问题的激素。欲使传世的图像发挥其合法的独立作用，我们首先必须清除一个渗透人心的误解：即图像的可视性使之比语言文字更直接、更生动、更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图像的造伪能力远胜于文字。（注：详见《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只有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才能真正挖掘图像的证史功能。犹如以文献证史，以图像证史需要有适合其自身特性的批评理论与方法，而艺术史为之奠定了基础。我所谓“图像证史”概念的第三个含义即在于此，希望引起人们对艺术史应有的重视。从事“图像证史”者，首先必须具备艺术史家“破译”图像风格与形式密码的功夫，否则只能“望图生义”，随意曲解，陷入图像证史的重重误区而难以自拔。（注：详见《可见之不可见性》，另见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读书》，2005年2月），周子伦“由‘以图证史的陷阱’想到贡布里希的意义”（《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23日）） 在别处，我多次论及图像证史的价值与困难，在这篇文章中，（注：这篇文章中有关布克哈特的部分内容曾以“文艺复兴的观念”为题发表在《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学术思想评述》，第九辑，2003年，特此说明。）我想以伟大的文化史先驱、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和法国学者丹纳为例，具体阐明“图像证史”概念的三重内涵。布克哈特毕生从事艺术史职业。（注：布克哈特的时代，艺术史学科刚刚兴起，他的著作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对此我将有另文详述。布氏的艺术史专著有：Der Cicerone（Basle，1855），Die Baukunst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Stuttgart：1867）；Erinnerungen aus Rubens（1898）；Beitr
ge zur Kunstgeschichte von Italien （Basle：1898）。）他从艺术研究出发，不但创造了影响现代世界的“文艺复兴”观念，而且创构了文化史的新体例，由此享有“史学圣哲”之誉。他发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四年之后，丹纳被任命为法兰西美术学院[cole des Beaux-Arts]美学和艺术史教授。丹纳的《艺术哲学》，经由傅雷的妙译，在我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美学名篇。而在丹纳心目中，它是一个通过艺术探索历史的实验结果。考察一下他们“图像证史”的过程与方法，究其得失，无疑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