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说”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之一，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中国汉民族的“五色”审美观就是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它是中国绘画色彩的始原性资源。然而要说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需要溯源到一直为古今学界所关注并颇富争议的“五行说”起源问题。本文把五行起源同色彩的关系合在一起，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五方与五色 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曾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文章探讨商人的四方观念，并将之与《山海经》、《尚书》、《国语》诸书所记“四方”与“四方风”相互印证。（注：参阅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三十三年版；丁声树，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证》，《责善半月刊》2卷22期，民国三十一年版；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英国汉学家艾兰女士(Sarah Allan)也曾特别注意过《诗经》中有关“四方”的诗句。（注：参阅［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明辨四方在殷人的生活中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不仅关乎宗教（隆重的祭方之礼），也关乎兴邦邑、建陵墓、促生产、固生活的实际需要，所谓知方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然而空间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和时间感相连，所谓“四方，四时之体”。（注：《汉书·律历志》。）四方为空间意识，“四方风”则在很大程度上报告了殷人朦胧的时间意识，（注：参阅黄克俭《阴阳家》，未刊稿，2004年12月。）殷人在对四方风的命名中渐次萌生了只有在后来才有的春夏秋冬四时观念。（注：参阅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三十三年版。）《尚书·尧典》里就有帝尧命羲仲等去四方观察天象的记录。另外殷人有隆重的祭日礼，通过槷表测日影的方法测出东西向与南北向，从而测出冬至到夏至、春风与秋风的数据时，（注：参阅《周礼·考工记》、《周髀算经》等。另参阅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于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这样人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并分出了月、年（春、夏、秋、冬），于是就可以推算月令、历法了（这当然是殷商以后周到秦汉才完成的）。以四时配四方的观念即滥觞于此。 于是四方就隐含了五方，“变成”了五方。（注：对“五方”的看法学界有不同意见，本文从胡厚宣、庞朴、艾兰（英）、爱利亚德（法）、张光直（美）、常正光、黄克俭、葛兆光、刘宗迪等诸先生之说。）与中心点结合的四方，即人所把握和领悟的四方才是真正的四方。庞朴先生认为：“如能把这个隐含者表达出来，把‘中’与‘东南西北’并列而为五方，那便意味着达到了自我意识。”（注：庞朴《阴阳五行探源》，《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62页。）庞朴先生不是提出五方说的第一人，早在上世纪40年代，胡厚宣先生就发表《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开了论证商代已有“五方”观念之先河。（注：参阅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民国三十三年版。）殷人的“五方”观念不是关于空间的严密思想，而是出于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的“心象—概念”的思维方式，即运用联想和比喻进行有限的概括和初步的抽象，（注：参阅列维－布留尔著，丁由中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3-168页。）并与万物有灵（各方有灵）的神灵崇拜相伴生。于是殷人在“方帝”（祭四方）的同时还要祭土（社）神，这就是五帝（五方）崇拜了。卜辞中有祭五帝的记录，《周礼·月令》中也有“大飨遍祭五帝”的记录。 因此中国人的时空观不是像康德那样的主体认识客体世界的逻辑知性的构架形式，（注：参阅［德］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倒是那位说“西方没落”的斯宾格勒对时空的理解会使我们产生特别的亲切感：“透过‘空间’这一词眼”，能“洞达到我们内在的感受中去”，（注：［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时间……以一种内在的确定，来对抗充斥于感觉生命的混乱印象中的那种‘陌生疏离’的事物”。（注：［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斯宾格勒的时空观和海德格尔的时空观有内在的相通性，（注：参阅［德］海德格尔著，陈嘉庆、王节庆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也和古老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有内在的相通性（虽不尽相同）。时间成为疏离陌生的领悟，空间成为人在世界中位置的表达，这是时空观的本质所在。（注：参阅王文娟《庄子美学时空观及其现代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