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史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宋徽宗对画院建设非常着力，本人又是杰出的画家，但宣和画院出现的名画和名家却不一定比宋高宗时期多。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其内在的缘由是什么，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望能承教于大方之家。 一、宣和画师南渡与画院重建 靖康之变时，大概与伎艺工匠和倡优的被掳北上不同，宣和画院的画师们虽也有不少人成了金人的俘虏，却不是主要的战利品，随着北宋政权覆亡，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了难民的生活。在经受了诸多颠沛流离之后，不少宣和画院的画师流落到了南方。由于高宗与乃父一样，也是喜好书画并擅长此道的皇帝，待到不再遭受金兵追击，“行在”稍见规模时，便恢复了画院建制，而南渡的画师们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画院，在新朝廷延续他们的绘画生涯。南宋初期，供职于画院的画家，有不少出身于原先的宜和画院。近年出版的徐书城《宋代绘画史》，据《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画继》、《图绘宝鉴》以及清人厉鹗《南宋院画录》等书，整理出宋代历朝的画院画家名单，其中高宗朝的多系从宣和画院转入者，有15人与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第十一章第二节所列完全相同。 由于签订了绍兴和议，宋金间有了20年的和平，南宋初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对“行在”临安的繁盛，南宋人的笔记所载甚详。仅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即可见一斑：“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馀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1]虽不免夸张，却并非无根之语。周密《武林旧事》等著作也对临安的繁华和恬嬉丽靡颇多记载。故林升《题临安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高宗的“中兴”而至“太平日久”，对于绘画的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影响作用。 宋高宗驻跸临安后，根于此地深厚的文化积累，文艺中心也随之转移到此。据《宋史·高宗纪》，赵构为人“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馀，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但“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馀言，挽弓至一石五斗”[2]。他与徽宗相似，也喜好书画，所作的山水竹木，人谓皆有天趣。南宋初，高宗已大力访求书法名画，四方争献，殆无虚日，上不殚其费，下不辞其劳，终使绍兴内府所藏，其富竟不下于宣和。他不仅对搜访、收藏艺术品有很大的决心和兴趣，与此同时，又恢复画院，在规模上差可比肩徽宗时期。此举为许多原系宣和的画师重新展示才能提供了机遇，为院画的发展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宋徽宗设立“画学”，大大提高了画院画师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准，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画师们到了南方，又值创作的颠峰期，背靠着此地深厚的文化积累，在原本富庶的地区，有了生活的保障，目睹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的丰富多彩，也焕发了创作热情。而从白居易的《忆江南》，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柳永的《望海潮》，可见自然景观与富裕生活结合得如此美妙者，天下惟有杭州而已。在经历了战火和离乱后，画家们此时已无衣食之虞，得青山绿水陶冶，面对江山胜景和繁华市井，岂能不激发出创作欲望？高宗的偏安东南，确应是绘画中兴的前提条件。 高宗在凤凰山东麓筑宫城，据周密《武林旧事》夹注云，画院所在地是“南山万松岭麓”[3]。而清人厉鹗《南宋院画录》引明陈继儒《宝颜堂笔记》所说，谓“武林地有号园前者，宋画院故院址也”[4]。王伯敏先生《中国绘画通史》引述关于“园前”的两种说法而另有考证，认为南宋的画院设立在今杭州的望江门内，此地旧称园前，南宋时为城东新门外的“富景园”[5]。画院画家们既能活动在环湖的风景佳丽处，又能到临安的北山等地，饱览山水之胜，虽非大山巨壑，却也不乏如钱塘江这样的滔滔长川，如此山水相依，江水江花，水光潋滟，山色空蒙，岂是旧时中州之地所有？而杭州的南方特产，市民生活，民俗节日，社会风情，与开封相比，又有许多不同，且更为丰富多彩。因此，山水画出现新的面貌，风俗画的蓬勃创作，画家们注目于现实生活的热情，都与杭州的特定环境有关，“图将好景”而出现绘画的中兴是必然的。 南宋的画院建制与北宋有所不同，对绘画的发展也是作用甚大。笔者很同意徐书城先生《宋代绘画史》所论：南宋画院与宫廷的隶属关系不如北宋时明确，如与甲库修内司的关系很难搞清，与翰林院的关系更是不得而知。此书认为，这种体制上的不严密，推测起来，可能是因为北宋的画院设在宫城之内，而南宋的画院却在宫城之外，不便于同大内的官僚机构直接联系。加上当时的精简、改革机构，“如各省、部、寺、监等的规模，南宋时的规模仅及北宋时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因此，对于宫廷画家的归属，一方面有画院这个机构可以安置，另一方面也不妨可以散置于其他相应的机构”。“尽管如此，但对于宫廷画家的供御活动，则因此可以直接听命于帝王，而不必像过去那样要经过勾当官。如赵构性之所至，辄‘令画院待诏图进’。南宋画院又往往被称为‘御前画院’，原因恐亦在此。换言之，当帝王有需要时，可以直接将画家召至宫中；平时，画家则可以分置于画院或其他相应机构而自由活动。这种体制上的较为随意的性质，同时亦为宫廷画家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6]P135所论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