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漆工艺历史久远，最早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漆器实物，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纵观我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历程，可知其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渐臻成熟和完善，主要体现为漆器品种、造型、纹饰和胎质的不断丰富以及工艺技法的不断提高，这些均可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发展变化、对漆器进行断代与辨伪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在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漆器上常常可以发现一些记录性文字，内容涉及漆器的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制作工序、制作工匠的名姓等，此类文字习称为款识。它是漆器工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工艺美术等发展成熟的一项标志。漆器款识既是我们今天研究确定漆器产地及其制作年代的依据，同时对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漆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制度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款识作伪通常也是漆器作伪者惯用的手段之一，这无疑给漆器的断代和辨伪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除了需要谙熟不同时期漆器的品种、造型、纹饰、胎质、工艺技法等基本特征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外，正确认识和了解不同时期漆器款识的内涵及其风格特征，把握其规律，娴熟于心，更是漆器断代与辨伪的关键所在。 一 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古代漆器款识最早见于战国漆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漆器款识在各个时期形成了具有规律可循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款识内容、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位置等几个方面。其总的发展演变规律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战国时期，漆器款识字数较少，且多为简单的符号和名姓，私营作坊特点明显，还出现了标明制造地的地方官办作坊的标示。至西汉，漆器款识内容增多，诸如漆器的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工匠、工序、管理者等，尤其是西汉后期在“工官”漆器的长铭文中，还首次出现了以皇帝年号标明制作时间的款识。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漆器数量骤减，具款的漆器也十分少见，表明漆器生产的回落衰微。宋元以后，漆器多字长款增多，多用干支标明漆器制作的时间，同时对制作地点以及工匠的名姓或作坊名等也时有记录，私营和官营作坊的款识特点明显。明清两代，私营作坊制器的人名款和标记等继续沿用，而官办作坊的漆器款识则演变为以署皇帝年号款为其主要特征，表明了漆器的御用性。从这些款识特点的演变，可见中国漆器工艺的发展由低级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民营到官办、又由官办到皇家御用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据此，可将中国古代漆器款识风格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一）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至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始兴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使社会经济呈现出飞跃发展的形势。受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工艺美术，包括漆器工艺在内，也得到空前发展，并形成了官营与私营同时并存的格局，从而迎来了漆工艺发展史上的繁荣期。战国至秦汉漆器款识的特点大体属于同一类型，只是秦汉时期漆器款识的内容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 战国漆器的款识有针划、刀刻、漆书和烙印等几种形式，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私家制作工人的名姓，如湖南长沙北郊杨家湾、四川荥经古城坪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王二”、“王邦”等字样，还有的刻各种符号以及标记，如“工”、“山”、“
”、“三”等。另一类是具有地方性官营作坊特征的款识，多注明漆器制造地。如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圆奁盖上所刻“
（即“成”）字（图一），盖内所刻
（即“成草”）（图二）二字（注：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四川青川出土的战国漆卮，漆奁的烙印戳记文字发现了类似汉代隶书的“成
（即“成亭”）字样（注：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荥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图三），应指具体的地名。“草”有创造之义，《广雅·释言》云：“草，竃（灶），造也。”可知“草”、“造”二字音近义通，“草”即造字。汉代文献中也有以“草”代“造”的（注：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1975年第6期。）。漆器上所书的“
应该是“成造”，即生产于“成”地。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开明九世“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由此可知，“成”应该就是今四川省的成都。以上款识说明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成都就有可能拥有较大规模的漆器作坊，而且“这些漆器当来自成都的官营手工业”（注：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关系》，《文物》1981年第6期。）。长沙烈士公园战国墓出土的漆卮（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上的多字铭文为：“二十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吏丞向、右工市（工师）象，工六人台。”这件漆器铭文证实了当时已有地方官办的漆器作坊，并设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漆器制成后须刻检验官工师名，已具有明确的责任分工。这种特征表明，此时的漆器生产已不完全是一家一户的个体作坊生产方式。以上两类款识标志着战国时期私营漆器作坊和官营漆器作坊并存，这对战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进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