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像文本” “我阅读文本、图像、城市、面容、姿态、场景等等。”巴特[Roland Barthes]的自白，透露了“语言学转向”朝“图像转向”的过渡。方兴未艾的视觉文化研究乃是这一转折所掀起的波浪。巴特列举的“读解”对象，可以艺术史家瓦格纳[Peter Wagner]的新铸之词iconotext（图像文本）加以概括。巴特虽将文本与图像并举，但后者分明占主导地位，毕竟“城市、面容、姿态、场景”的读解隶属图像研究范畴。我们处于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图像不仅渗透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比以往更深刻地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理解方式，诚如北爱尔兰剧作家弗里尔[Brian Friel]所说，塑造现在与未来的不是往昔本身，而是具体体现于语言的往昔图像。去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充分显示了“图像的力量”。与其说这是一场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交锋，不如说是一场图像之战。英美联军运用强大的媒体阵容，记录并展示了整个战争的过程，这在人类军事史上前所未闻。百年之后，人们通过如此的图像实录来理解21世纪初的历史，其震撼力必定是文字记载难以企及的。然而，视觉图像的直观性，丝毫不能减轻我们读解的难度，“图像证史”犹如文献考史，布满陷阱，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断然不能从中汲取任何有意义的史实。正是其表面的直观性和深层的复杂性，导致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否定其独立的文献价值，至多将之充当文字叙述的配角，造成历史研究重文字而轻图像的普遍现象，由此使许多视觉艺术本应展示的重要的历史侧面沉寂史海。（注：详见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History and its Images]的导论，中译载《新美术》，2004年第一期，pp.36-42；拙著《艺术与历史》第二章，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二、鸟迹与龙文 这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问题，只不过在我们这个“图像的时代”变得更加尖锐了。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也许是引发乃至深化我们对图像史学价值思考的最佳捷径。 我国唐宋以前，人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有趣的辩论。最早谈及图像的起源和功能的是《尚书中候·握河纪》：“河龙出图，洛龟书灵，赤文绿字，以授轩辕。”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图像的产生，使人类能够认识自然的形相，而文字的诞生，使人类能够探究自然的法则。所以张彦远说：“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说：“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张彦远认为，图画在“传既往之踪”亦即记录往昔事件、历史人物的容貌和风俗习惯上比文字更有效，所以他引证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的话反驳重文字轻图像的观点：“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曹植在《画说》中也肯定人物肖像比文字描述能更好地起劝诫作用，能更真实地向后世展现历史人物的容貌。 东汉的王充在《论衡·别通》中提出图像无用论，张彦远为图像辩护，其矛头就是对准王充的。王充说：“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王充显然认为，文字比图像能更真实地反映古贤的思想与行为。图像是哑言的、无语的、“可验之目前”，但无以传其音容。 唐初的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中早于张彦远批驳过王充之辈的论点，他强调“史为掌图之官”的观念。他认为有了图，“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裴孝源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姚最的思想，即图画可以“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将历史的生命形象地传诸千秋万代。 尽管从陆机、曹植到裴孝源和张彦远时代的人，都为图像的历史作用进行辩护，王充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占上风。到姚最的时代，文字早已征服了图像。姚最叹息说，尽管就起源而论，图先于文字，但“今莫不贵斯鸟迹，而贱彼龙文。”鸟迹即文字，龙文即图像。可见，在姚最的时代，人们已普遍看重文字而轻视图像了。 唐代的张彦远引经据典，期望恢复图像的历史功能，但他的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回应。这一点从宋代郑樵的例子上可以看出。郑樵从图像的认识论角度，批评了前人“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的做法，他认为利用图像可使学问从实物上发出，而仅凭语言文字，会使学问沦为虚学，沦为“冗杂不明”之学。他在《通志》中创立“图谱”一略，建立了重新将传世的图像资料纳入史学框架的模式。 然而，郑樵虽构想了这个框架，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图谱略和其他诸略中收入图像。他的《通志》在理论上强调了图像的重要性，实际上仍以文字为重，大可用他批评别人的话批评他的《通志》：即“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但他不收图，并非是自相矛盾，实则是出于一种对图像误区的深刻认识。依据郑樵的自传体文字，我们可以推算他为《通志》制作了大量的插图，但后来考虑到这类图像被后人摹刻传承时，易于走样，引起比文字更大的误解，为此他忍痛割舍，放弃了精心绘制的所有插图。 郑樵的思想，沉寂了数百年之后，才得到了孤独的回响。郑振铎于20世纪40年代有感于史书缺图的现状，致力于编纂历史图谱。他相信西谚“一图胜千言”，（注：Kurt Tucholsky,Ein Bild sagt mehr als 1000 Worte.）认为，历史著作必不可缺图，“从自然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到建筑、艺术、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不明的。有了图，可以少作多少的说明。少了图，便使读者有茫然之感。”（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跋，与其序一并收入《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郑先生将这些方面的图收集起来，拼贴成一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