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是严格延续文人画的正统规范而取得重要突破的艺术家。他以“集其大成”(注:本文所引黄宾虹语,均出自《黄宾虹画集》中的《画论辑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黄宾虹语)的态度全力打入文人画的正统规范,经过一系列的蜕变,沿着传统的自身指向不断强化笔墨意识,直至创造了东方式的、个性化的准抽象艺术。他比王时敏更成功地实现了王时敏的主张:“力追古法”而不“追逐时好”,“与诸古人血脉贯通”,“同鼻孔出气”,却不“拘拘守其师法”,而求“得古人神髓”,进而达到“窠臼脱尽”、“远出于蓝”(注:王时敏:《西庐画跋》。)。若用黄宾虹自己的话说,则是“师古人以启来者”,“由旧翻新”。 黄宾虹80至90余岁临终之前的山水画创作,将他的艺术推到了最辉煌的巅峰时期,其中山水画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世后曾引起画坛的极大震动,这种震动来源于他晚期艺术的个性、质量与境界,以及在传统和现代两极之间的穿透力,如此强大的穿透力在20世纪的水墨巨子中并不多见。 用“浑厚华滋”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他的这批画的风格。他的笔墨与吴昌硕异曲同工,其最大的贡献是将篆籀和大草意味引入了正统的文人山水画,笔法墨法别开生面,形成了浑厚、华滋、苍古、重拙、朴茂、老辣、混沌、粗服乱头的风格和化境。 说他传统,说他旧,说他打入文人画传统而集其大成,要点在笔墨;说他现代,说他新,说他极具解体传统文人画的内在力度,要点也在笔墨。 一、书画同法,中锋用笔 文人山水画有两大语言支柱:一、书法用笔的笔墨规范。它强调“写”,强调“书画同法”(注:赵孟頫的“书画同法”论晚于张彦远数百年,晚于郭熙关于书法“与论画用笔同”之说二百余年,但由于他处在文人画由兴到盛的大转折时期,对元四家中部分画家又产生过直接影响,因此,他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的诗句,成了“书画同法”论的代表。),强调中锋为本和以线立骨,用笔强调一波三折、逆入平出、藏头护尾等书法规范,在强调力度时,重点强调的是点和线的力度,如:高山坠石、万岁枯藤、锥画沙、积点成线等。二、以《芥子园画传》为代表的一整套的图像程式。不论是师造化还是法心源,单个艺术家均需受这套程式的引渡。 黄宾虹说过,“画源书法”、“用笔之法,从书法而来”。这种同,首先表现在工具材料上,这与欧洲书写和油画使用不同工具材料的传统大不相同。相同的工具材料为相通的用笔规范提供了物质前提。 相同的工具材料,如果在观念上不是强调书、画相同的一面而是强调相异的一面,绘画用笔就可能向非书法用笔的方向发展(正如林风眠在他的水墨画中所做的那样)。中国书画之所以显出趋同性,是因为中国绘画远在秦汉甚至更古时期,就一直重线、重勾勒,与此相应,行笔历来重中锋用笔。这使中国绘画有着先天的亲和书法的特性,因为书法中的用笔,其本性就必然扎根于中锋用线。
设色山水 黄宾虹晚年的绝大部分山水画都恪守中锋用线,都延续着文人画的笔墨传统。他强调:“笔用中锋”,“用笔以万毫齐力为准。笔笔皆从毫尖扫出,用中锋屈铁之力”。其中只有两类作品中锋用线处于陪衬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一类以皴染为主,一类以点染为主,这两类作品在他晚年的山水画中不到5%,但对当代大陆中青年水墨画家影响甚大,这些中青年艺术家正是在黄宾虹这类作品中找到了解体(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近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均构成了对古典规范的解体过程。参见拙著《解体与重建——论中国当代美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锋用线的依据,形成了一股点染风潮。 中国画的程式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个远未揭开的谜。这当然与意象造型观有关,任何意象造型都需要程式,但问题的要点不在程式而在什么样的程式。问题是,为什么在山水画史中没有破坏这套集体程式的力量,大家都在丰富完善它呢?说到底主要是因为这套程式便于发挥以线勾勒和书法用笔,它是亲和书法的程式,是中锋用笔和以线立骨需要的程式,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注:《洛神赋图》,东晋顾恺之画,作品为人物故事画,山水为衬,以刚劲柔韧的细线勾勒,辅以淡色。作品可见出后来沿用了一千余年的人物、山水、树石的诸多造型程式的早期样式。)到清代的《芥子园画传》(注:《芥子园画传》,一名《芥子园画谱》,图文结合的中国绘画技法书。清代王概等人编绘和解说,因刻于李渔南京别墅“芥子园”而得名。称为“画谱”,恰能说明中国绘画的程式特征。),可以鲜明地看到这种程式的发展脉络,只不过《芥子园画传》产生于文人画的后期,因而更加程式化。或者可以更彻底地说,《芥子园画传》提供了泛字符式的绘画符号(程式),以便于进一步强化书法式的绘画用笔。 因此,造型程式是受笔墨程式制约的,书法用笔才是文人画程式规范的核心。黄宾虹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