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美学协会的一次晨会上，一小群人在上午9点的时候挤进一间屋里，被论述“当代艺术中血的美学”时放映的幻灯和录像震惊得毫无睡意。我们看到了玛雅国王和澳大利亚土著青年在成人仪式上的血，看到了在马里喷洒在雕像上的血，以及在婆罗洲从祭祀的水牛身上喷溅出的血。有些离我们很近。有浸透了表演艺术家的成桶的血，还有从奥兰的嘴唇上渗出的血滴——她让外科医生为自己整形以模仿西方艺术中的美人。有些东西使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感到厌恶。 为什么这么多艺术中使用血？原因之一就是与绘画存在着有趣的类似之处。鲜血以耀眼的光泽而具有抢眼的色相，它黏附在表面，使你可以用它来作画或设计（在土著青年的皮肤上，其闪烁的交叠图形令人想起“蒙昧时代”）。血代表了人类的本质——德拉库拉(Dracula)就是因吸吮它而长生不老。血可以代表神圣或高贵，如殉道者或士兵的献祭之血；白布上的血点意味着失贞和成人。血还可以代表玷污和“危险”，如梅毒或艾滋病之血。显然，有大量的表现和象征意义可以与血联系起来。 血与仪式 然而，怪异的现代（都市、工业、第一世界）艺术中的血和“原始”仪式中的血意义一样吗？有人提出了一种艺术仪式理论：日常物品或行为借助融合到一种公共信仰系统中而获得象征意义。当玛雅国王在帕伦克当众刺穿自己的阴茎并用细芦苇三次穿过而流血的时候，他表现的是他连接永恒之地的萨满教力量。有些艺术家试图重新创造一种类似的艺术仪式感。蒂亚曼妲·嘉乐斯(Diamanda Galas)在其《大众瘟疫》中将歌剧魅力、灯光展示和光焰闪闪的血相混合，恐怕就是要祛除艾滋病时代的痛苦。“放浪形骸的神秘剧院”的维也纳创始人赫尔曼·尼采(Hermann Nitsch)，通过音乐、绘画、轧汁和动物血与内脏的仪式性倾倒的结合来确保人们的精神发泄。你可以在他的网页WWW.nitsch.org上看到这一切。 并非所有这样的仪式都与欧洲传统有关：在其原初的犹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传统中，有大量关于血的描述。耶和华要求希伯来人为履行他们之间的契约而献祭，而阿伽门农和亚伯拉罕一样，则面对神旨牺牲自己的孩子。耶稣的血如此神圣，直到今天，那些虔诚的基督徒还在象征性地饮用它，以作为赎罪和心灵生活的保证。西方艺术一直表现这些神话和宗教故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通过献祭动物来赢得神的宠爱；而罗马的卢坎(Lucan)和塞尼加(Seneca)悲剧则堆积了比弗雷迪·克鲁格(Freddy (Krueger)的《艾尔姆大街上的梦魇》(Nightmare on Elm Street)更多的人体。文艺复兴的绘画表现的是殉教者之血和戴圣光的头；莎士比亚的悲剧都典型地以刀剑和刺伤而终场。 艺术仪式理论似乎是有理的，因为艺术可以在某种目标下产生聚合，通过仪式、姿势和手工制品的使用产生象征价值。许多世界性宗教的仪式都含有丰富的色彩、设计和壮观的行列。但仪式理论却没有考虑到现代艺术家有时奇怪而强烈的行为，如表演艺术家使用血的时候。对仪式的参与者来说，对目的的确定和认可是中心，仪式通过人人了解和明白的姿势来加强社团与神旨或自然的关系。但观看和对现代艺术家有反应的观众并不以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或以将显现出的先验知识参与其中。处于剧院、美术馆或音乐厅情境中的大多数现代艺术，都缺乏对规定了精神发泄、献祭或成人仪式含义的公众信仰的背景支援。他们并不是让观众来感受部分作品，有时只是让观众受到惊吓而抛弃了他们。明尼阿波利斯就曾出现过这种事情。当时，确诊为艾滋病的表演艺术家罗恩·阿塞(Ron Athey)在台上割同台演出者的肉，然后用巨大浸血的纸覆盖向观众以制造恐慌。假如艺术家只是想让中产阶级震惊，人们就很难将《艺术论坛》中报道的最新艺术与马里兰大厦的表演区分开来——那里的表演就包括在舞台上举行邪恶的动物祭祀仪式。 有人嘲讽说，当代艺术中的血并不造成意义联系，而是带来娱乐和利润。艺术界乃竞争之地，艺术家需要他们能够得到的所有优势，包括震惊的效用。1934年，约翰·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中指出，艺术家必须努力寻找奇异性以应对市场： 工业已经商业化，而艺术家却不能机械地生产大众产品……艺术家发现已无法避免……使自己成为作品中“自我表现”的唯一手段。为了不致迎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他们常常感到有必要将其与众不同之处夸大到偏执的程度。 因为在1990年代展示封在有甲醛的玻璃展柜中的死鲨、切开的牛和羊羔而激起争议的“英国帮”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成功地利用了他的丑闻而在伦敦开设了自己有名的药物餐馆。很难想象赫斯特烤肉的场面（完全是异想天开）怎么能有助于他在食品生意中的形象——只不过是以神秘的方式完成了著名的作品。 近几十年来的一些最声名狼藉的作品开始因其对人体和体液的惊异表现而引起争论。在1999年布鲁克林美术博物馆的“知觉”展上，最受争议的作品（克里斯·区菲利的《圣母马利亚》）甚至使用了大象的粪便。在人体被穿刺和展示而使血、尿、精液成为艺术的新宠之后，1980年代末爆发了对美国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发放基金问题的争论。像安德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尿基督》(1987)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吉姆和汤姆，萨索里托》(1977)（作品表现了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嘴里撒尿）中的形象成为当代艺术批评家的攻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