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中这样写道：“指出现代绘画史之开端的伟大意义，同时提出这个开端的软弱和妥协，不光是绘画界的特点，也是一种社会病。很多中国资本家和商人带着土地和耕牛开了工厂和商店；很多清朝官僚换了身民国衣服继续当官；很多儒生用进口的术语宣扬传统纲常道德；这些现象在辛亥革命之后是非常普遍的，而绘画界则是社会的一个侧面罢了。”这确是一个变幻多端的万花筒般的时代，一个萌动着各种思潮的乱哄哄的时代，英雄和小丑，君子和骗子，天才与群氓，伟大与肮脏，变革与破坏，新生与灭亡等所有线索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斑斓而混杂的社会画卷。由于旧的专制统治已经失去权威，新的专制制度尚未建立并推行，因而在思想、舆论和精神的自由程度上获得了相对的空间，各种思想团体和各种思潮的推动者粉墨登场，并且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市场，没有一种“主义”是绝对生效的，也没有一种“思想”不能批评。 谈及老大帝国的衰落，自然离不开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促进”作用。事实是，如果帝国的衰落不与西方列强的“促进”联系起来，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将看到一个经过改朝换代后的新帝国（譬如太平天国之类）的诞生，而其形式及内容将与历史上的一切王朝一样。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帝国意识形态制约的松弛导致了思想言论的自由，那么其结果很有可能只是重复两千年前的所谓“百家争鸣”，却不会产生“诸子”以外的任何新思想新观念，用句俗话来说，叫做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我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的空前的肯定，就如他们在论述印度问题、中国问题和俄罗斯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意义正是以“辨证”的观点去对待历史。1840年和1857年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而后一系列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盗式瓜分，则进一步使这个老大帝国的积弱暴露无遗。回想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信中那种傲气和豪气，事过境迁，“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泱泱大国竟成了“蛮夷之邦”的口中肥肉，令人感慨万千；从另一角度看，恰如黑格尔的著名观点，“恶”有时也能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 基于社会现实，有关民族救亡的主题上升到第一位，但在如何“救亡”上意见纷呈，保守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以及各种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倾其所能开出自己的治国药方。翻开中国近代史，无论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的“师夷之智”，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的建立共和，皆有一参照前提，即西方强国的现成经验。康有为的话可以做为注脚：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这就注定中国在往后的年月里要交足够的学费。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老大帝国的价值观整个地发生崩塌，不仅证明它与时代间的严重脱节之现状，同时也表明“外国”的优越地位。在“外国”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只是表面的失败，实质是自身内部活力的全面丧失。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子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毫无疑问，晚清时代的中国可被当作一部“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教科书，所以，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大声疾呼“学外国”，成了后来的时代主线，——西风压到东风也好，东风压倒西风也好，总之都是以外国为榜样，努力追赶，以求立足世界之林。但是学外国并非易事，其中包含一系列极为复杂的操作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各个方面，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精英是如何进行全方位的和大规模的求索，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日本、学苏俄等等，角度和立场导致的不同主张，使得社会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火花。 谁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问题。正确不一定代表必然性。当我们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才是存在的作为“规律”来接受时，是否把原本血肉丰满的历史削减成了干巴巴的公式？我们接受的是结论，而不是活生生的存在本身。在很多偶然的历史契机中，往往是众多可能里最无可能的可能变成了事实，这一点上，我相信历史并非如现成的教科书写的那么顺理成章。究竟是什么起了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孙中山先生的概括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所谓的“世界潮流”，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显示出的力量和霸权，西方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潮流制造者，成了对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具有制约权的中心。所以，“学外国”便是学那些打得过我们的西方强国。必须充分注意到，“学外国”是迫不得已的举措，是一种艰难的抉择，有学者论说“主动误取”或“郢书燕说”之类，都说明“学”的过程中无法绕过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删选及过滤。在原生态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夹缝中，走马灯似的思潮轮番上场，——回首望去，如福科说的，除了那种“知识考古学”的价值外，很少具备思想的独立存在的意义。 “强势文化”代表了某种思想垄断，从19世纪到20世纪（其实是从文艺复兴之后），所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主义、哲学、伦理、价值观等等，都在西方的土壤上产生并散发出去。不同文化之间的落差按汤因比的说法，并无优劣之分，但是现实地看，特别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讲（严复翻译的用语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则挨打几乎是一条定律。胡适在他的《四十自序》中写道：“在中国屡次战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是—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在社会思潮中，越激烈的观念，越简单的口号，就越容易吸引更多的视线，——譬如，严复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西方思想家的队列里，赫胥黎的位置靠得很后，拿梁启超对袁世凯与曾国藩做的比喻，属于小数点后面的人物。然而任何思潮都是拒绝深刻的，它的性质就是实用，尤其在风起云涌、山雨欲来的混乱时期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