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将今天与昨天进行对照，得出今天发展的速率及成果，预示未来发展的轨迹。历史是一个筛子，在历史演进嬗变的过程中，将那些有形式无形的东西进行洗涤、遴选，在这个逐渐沉淀、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传统民居建筑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正是历史发展在建筑学领域中所渐成的范式。如何使传统民居保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能使生活在其中的百姓享受现代文明的当然成果，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文化乃至政治难题。梁思成先生说“建筑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斗争的记录。建筑又是一种艺术创造，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状况；不同民族的衣食、器物、居室都有不同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特征；建筑在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建筑上可以反映建筑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多方面的生活状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晓建筑除了受其建造时的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受其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解决传统民居建筑空间与人类现代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要义，必须清晰明了影响其建筑空间形成的真正动因。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以浙江地域传统建筑空间为例作一尝试性探索研究，希翼能给中国建筑空间的研究提供一定有益的方法。执砖引玉，在文化大环境的系统下，真正能踏勘出一条现代传统民居建筑的传承之路。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而使国家昌盛的重要条件是风调雨顺，天地祥和。对天的畏惧与崇拜及对地的依赖成为国家最基本、亦最重要的礼仪。为了共同抵御天灾人祸，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的血缘共同体，作为国家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更是一个以血缘关系构成的政治、军事共同体。为了稳定地维持血缘共同体的秩序，建立必要的等级、禁严的制度成为了必须。血缘共同体，构成了宗族，宗族构成了“邑”。随着征战和防御的加强、政治和祭祀的集中、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邑”逐渐演化为都城、诸侯、国家。“家国天下”成为了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型特征。为了维护国家秩序，须建立一整套管理的制度。宗法礼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法规。宗法礼制是家国的社会关系、组织关系，甚至是国家和家庭生活中一切活动的行为准则。孔夫子曰：“夫礼者所以定亲书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又闻往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今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制规范了人的一切行为，自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建筑。合院建筑形式正是内聚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及等级制的表现形式。 一、礼制与民居空间 中国传统的礼制与伦理思想，意蕴在民居建筑的空间中，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被今日学界所认同。厅堂作为家族举行仪式庆典，祭天祀祖的家，族象征中心，从其空间的处置，建筑的构造，室内的陈设，梁架的雕饰、彩饰无—不映射出“浓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千百年来，礼制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指挥”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映射在民居空间设计中的礼制，亦正是中国传统的“伦常之理”的表现。 伦理思想源于道德关系。许慎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德”即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既“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这就是“内得于己”；又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也就是外德于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伦理作了形象的描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为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异。”人类从诞生之始，就陷入了一张千百年来经数代人编织好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网之中。《论语学而篇1.12》“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也。’”中国传统的礼制深深烙在旧时中国人的心里，透射在旧时中国主导性的建立在血族结构之上的宗法文化之中。“分”“辩”“别”是中国民居空间中十分强调的。这种等级差别同时存在于厅堂与其他功能的房间，如寝室、书斋、厨、厕之中。而民居厅堂是家庭血脉承续之中心场所，等级更是十分鲜明。荀子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中国传统的礼制伦理关系中，有三条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忠君”“孝、亲”是真正做到“三纲”的“正道”。在建筑上，厅堂居于民居的中心位置，在平面上处于核心的地位。宅居中心轴线沿厅堂的中细线绵绵伸延，厅堂两侧则为厢房，是为主人及家庭中心居住生活之场所。在浙江兰溪的诸葛村的大公堂，丞相祠堂，都凸现了这一传统布局，尤其在浙江东阳的卢宅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似隔似连，空透幽深的“肃雍堂”中轴线，深深震撼着每一个到此的访客，更在其家族成员心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肃雍堂”的堂名即取自儒家之礼。“肃，肃敬也，礼之所以立也；雍，雍和也，乐之所由生也”，儒家思想在卢氏家族的建筑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古时，家庭的道德关系与国家的政治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无须用伦理来转译其政治内容。厅堂空间的布置，事实上就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了向皇帝表示忠心的场所。这种场所对居民潜在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只要人人尽到了“忠”“孝”，社会秩序就可以稳定，国家亦即可以“万世长安”了。在浙江兰溪诸葛村，丞相祠堂为其宗族总祠，村民皆为诸葛亮之后裔，奉诸葛亮为始祖，诸葛亮曾为蜀汉丞相，丞相祠堂即为祭奠始祖诸葛亮所建。祠堂位于村子的南端。这里是村口。祠堂占地1400平方米，建筑规格高，型制很特别，它由门屋、两侧廊庭和后面供奉诸葛亮和“功宗德祖”神主的享堂三部分，共同组成一个“口”字形平面，在“口”宇中间又建起一座高大华丽的方形“中庭”。丞相祠堂的门屋及“享堂”均为五开间，甚至还造了钟楼和鼓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建筑中的开间是与“阶”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对建筑的等级制度历代皆有明确的规制。唐代“宫室之制，白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等差”《唐会要》唐《营缮令》明文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五品、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明代对建筑更有严格规定。明洪武四年定亲王府制，规定各地亲王均为朱氏皇族子孙府北，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城四向正中开四门，殿分前后。洪武五年定公主府北并用正一品制度，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脊，梁栋，斗拱，檐桷彩色绘饰，帷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绿油，铜环，墙砖镌凿玲珑花样。可见古代建筑的形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密切相关的。“礼”与“宗”的关系极为紧密。“宗”是以天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它源于原始父系社会氏族的祖先崇拜。而“礼”的最初本意为敬神，两者有着相近的内涵。“宗”又与古代建筑直接关连，《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宗”的字形结构分析，“宀”也就是房屋，“示”代表被神化了的祖先，“宗”在厅堂中被异化为坐在屋宇中变成神的祖先。无论在浙江兰溪的诸葛村总祠——丞相祠堂，还是在浙江东阳卢宅的“肃雍”堂，这些传统礼制的规限，都深深体现在其中。诸葛村的丞相祠堂，门屋正中三间为正大门，每开间在金柱位置做四扇木板门，两销间为磨砖八字影壁。左右廊庭各有七间，供奉十四个派的神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