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与公共性

      公共艺术与公共性并不是一个概念，尽管有非常重要的联系，近些年来，对于公共艺术的讨论比较热烈，公共性的概念不时穿插其中。公共艺术的概念其实比较简单，即公共场所的长期置放（长久性）的艺术作品。公共场所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如街道、广场、公园、商场、车站、体育馆或电影院，它是面向公众的。一件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首先就会以所有的公众作为接受的对象，既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群，也不是艺术家的自由创造。博物馆或美术馆也是一个公共场所，只要买了门票，所有的人也都可以进去参观，区别只在于博物馆或美术馆是针对有特定意向的观众，或者说是有特定视觉经验和文化素养的人群，即使最不具有公共性的艺术作品，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观众也可能有主动接受的意向，会试图去思考和理解作品。上世纪60年代，国际情境主义艺术家力图创造“无墙的博物馆”，强制性地将艺术活动（行为、偶发等观念艺术）在公共场所进行，既是挑战法权化的博物馆制度，也是对公众趣味（也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趣味）的亵渎。公共场所的艺术并不等于是公共艺术，公共场所也不是艺术家为所欲为的地方。

      

      亚历山大·考尔德，《高速》(La Grande Vitesse)1969年，钢铁，密歇根州大瀑布城范登堡广场

      画画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想画一幅城市的街道景色时，总是在街头的某个位置选好景，然后打开画箱作画，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让画家来作画。我看过一本英国的油画风景技法教科书，书中说道，当你选好某个景后，先要选择不影响行人的某个角落，还要征询执勤警察的同意，然后才开始作画。警察在这里代表一种秩序和权力，进入公共场所的人也在接受权力的无形支配，不论在何种社会形态内，公共场所都不是自由的，它和所有的社会礼仪一样，总是体现为特定社会阶层的意志，并由代表和维护其利益的权力机构来管理和控制。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很多风景画中可以看到一些典型的画面，即在田园风光的景色中，点缀着劳作的农民，被诗意化的农民实际上是原始状态的人，他们与原始的自然是谐调的。但是在城市风景画中，无论是街道还是广场，出场的人物总是淑女和绅士。城市的公共场所是脱离了自然状态的文化空间，在名义上是由城市公众集体拥有。任何一个从属于公众集体的个人都不具有单独支配公共空间的权力，他只能依赖于代表其利益的权力来行使其使用公共场所的权利。

      公共场所是文化的产物，不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它总是体现为某些特定的社会功能。英国艺术批评家赫伯特·里德曾指出，整体性是西方中世纪文化的特点，建筑、建筑装饰、雕塑和广场都体现出纪念性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对应的是教会、国王、贵族的权力的一致性（注：Andrew Causey,Sculpture Since 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5.）。所谓公共场所只是能够容纳众多市镇居民的地点，建筑和雕塑的整体性服务于精神压制和权力颂扬的功能。进入这些特定地点的居民只有感受虔诚与敬畏的权利，当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来用于这些纪念性的“公共艺术”时，他们连追问财产的使用状况的知情权都没有，更遑论对艺术本身的建议和批评或艺术家的自由创造。这种整体性的解体出现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哈贝马斯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注：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载《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第125页。）哈贝马斯还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众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总是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注：参见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我们注意到18世纪在法国是罗可可的时代，一种资产阶级的整体性取代了中世纪的整体性，这是格林伯格所说的贵族资产阶级，而不是夏尔丹的画中所描绘的市民资产阶级。但是如果我们把弗拉戈纳尔画中的园林和雕塑与夏尔丹的画相比，就看出传统的整体性已开始解体，贵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公共空间，被我们视为公共艺术的园林、雕塑和罗可可的建筑实际上是王室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等上流社会的领地，不是为公众集体拥有的场所。市民资产阶级在形成自己的公共空间，由街道、商店、作坊（前店后厂）、市场及广场构成的公共场所，如同资产阶级经济追求的平等交换的原则一样，在这样的场合下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当然这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平等，即使是市民资产阶级。与这一公共领域的形成相对应的是“公众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众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形成一个自由讨论和公众意见的领域。在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权力机关通过剥夺公众的财产来建造大型公共艺术，是不用听取任何公众意见的，因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要面对公众宣扬权威，但是在一个公众意见自由讨论的时代，权力受到限制，不能为所欲为地挥霍公众的财产来建造宏扬自身的纪念性艺术。公共艺术不仅要反映市民资产阶级的趣味，而且资产阶级也不会拿出大量的金钱来建造豪华的纪念碑。在由作坊手工业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整体性也消失了，具体地说，大型的公共雕塑消失了，而公共建筑，如火车站、写字楼、百货商店等，除了功能性的要求，早已不是艺术了。公共空间仍然存在，占据这个空间的视觉文化主要是昙花一现的商业文化，被商品物化的人委身于商品的诱惑，权力和艺术似乎都服从于消费主义的无形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