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在《文学遗产》（京）2005年第2期发表《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认为，诗歌史存在着个体创作与群体创作两种形式，同时也存在着性质不同而相对统一的群体与个体两种类型的诗学。考察人类早期的诗歌发展史，是群体诗学早于个体诗学而成熟，而个体诗学的确立，标志着诗史发展进入更高的一个阶段。对中国前期诗史中群体诗学发生历史作详尽分析后可见，从《诗经》时代到汉代的诗歌史，都是以群体诗学为主流的诗歌史，汉为群体诗学成熟期。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史，则转入以个个体诗学为主体。此后的整个文人诗史，其最基本的事实是个体涛学的高度发展。但也须指出，文人诗的个体诗学渊源于前期的群体诗学，所以在个体诗学发展阶段过程中，群体诗学的原则仍起到一定的支配作用。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状貌。 韩经太文章《诗艺与“体物”：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写真艺术传统》（原载《文学遗产》（京）2005年第2期）通过对魏晋六朝、唐、宋以来诗学批评及诗歌创作实践所共有的艺术课题的系统考察，揭示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本来存在着“体物”写真之艺术传统这一长期被忽略或轻视的事实。具体分析中国古代诗歌先后与辞赋和绘画艺术所发生的历史性联系，并使之与魏晋至于唐宋之际体物写真的诗艺讲求联系起来，将不仅发现其含有艺术竞技与科学理性的诗艺学精神，而且可以具体认识到在写实求真中实现艺术原创的特定创作意识。 李炳海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5年第1期发表《从上古文学到中古文学的转型：兼论中古文学的几个基本属性》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从上古文学发展到中古文学，出现多方面的转型。一是由奠定原型到确立范型，中古是各种文学范型的确立期；二是从象征型到古典型，中古文学追求的是隐秀相兼的理想风格；三是从多极分立到多元一体，中古文学呈现的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四是由自发到自觉，中古是文学自觉期，这种自觉反复出现，体现在诸多方面。 《文学评论》（京）2005年第2期刊登沈松勤文章《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认为，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宣告了“绍述”政治的结束和“党元祐”政治的开始，在“绍述”中惨遭禁锢的元枯党人苏轼及其文学，也随之获得了新生，并在高宗和孝宗两朝生发了奉之若狂的“崇苏热”。这一现象既属于政治的，又属于文学的。政治上是南渡后的“拨乱反正”。文学上则全面改变了词学命运，给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也孕育了“雅正”说词学理论体系。但由于该体系是“拨乱反正”的翻版，具有严重的政治偏见，阻碍了词向主体的多重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流变的多向性的发展之路。 诗歌选本的传播、批评功能及其产生的接受效果，是影响诗歌传播接受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刘磊《从历代选体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一文（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南京）2005年第2期）通过对历代部分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并结合以文艺学的定性研究，对韩孟诗派在选本中的传播接受情形作一考察，有助于对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有深入一层的认识：一是统计韩孟诗派在部分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说明他们在接受史上起伏不定的情形；二是分析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篇和历史上的一些传播功能较强的选本，说明名篇对扩大诗人名声的重要作用以及某些负面影响；三是探析韩孟诗派多创新、重主观、多古体诗的艺术特点在选本传播中呈现出来的意义。总体来看，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使其在选本接受中造成了选入量偏少，篇目不均衡等特征；选本的传播也使一般读者对韩孟诗派的接受发生了一定的偏移现象，名篇并不能完全代表其诗歌的主体风格。 《北朝乐府〈敕勒歌〉研究综述》（张廷银著，原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主要对1949年以来关于《敕勒歌》的各种研究观点予以简要归述，并做必要辨析。关于《敕勒歌》的作者目前有几种认识：斛律金所作或所唱；斛律金之子斛律光所作；高欢所作；民间或集体创作并广泛流唱。关于《敕勒歌》的族属和语言上研究者主要有两种认识：鲜卑族或鲜卑语；敕勒族或敕勒语（维吾尔民歌）。关于《敕勒歌》的描写地域，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内蒙古、山西、其他。关于《敕勒歌》的创作时代及背景，《乐府广题》指出了产生于北齐一说，但现代的学者对这一观点多不予赞同，大多数的论者基本都坚持认为产生于北魏而不产生于北齐。《敕勒歌》的诗句或文字问题，目前还未有太多的人给予关注，因为它的文字实在太少，但本文作者认为《敕勒歌》的异文问题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