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文学创作，以其四十二岁出使西魏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轻艳流荡，富辞采之美；后期诗赋大量抒发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及身世感伤之慨，风格转为苍劲、悲凉。是文学史上争议较大的作家之一。（注：见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三章第一节：北朝诗文及其他版本的《中国文学史》。） 对庾信的批评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就是说他尚在世时，人们对其人其文就已经发表了批评性意见和看法，此后就没有停止，一直延展到今天。将历代庾信批评的意见观点加以归纳整理，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批评体系，此一体系既具有特定的时代性特征，也表现出历史一贯性。我们分几个阶段予以描述和论析。 一、宇文逌的肇始 今所见最早的将庾信其人其文结合起来加以评论的是北周宇文逌。逌《北史》、《周书》均有传，前者记载： 滕闻王逌，字尔固突，少好经史，解属文，武成初，封滕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逌所著文章，颇行于世。（《本传》） 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字文逌少年时代即爱好诗文，政治上的发展非常顺利，身居高位，又是“文章颇行于世”的著名作家。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和庾信的关系。 据《周书·庾信本传》和《北史·庾信本传》所记，宇文逌与庾信的关系很密切。后者写道：“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托焉。”[1]此所言“有若布衣之交”既指宇文逌放弃侯王身份而与庾信平交所产生的友谊程度，也从另方面说明庾信的文才和地位在其时是极为显赫的，至少平交王侯的资本。这样的关系，决定宇文逌对庾信的评价可能会搀杂较多的感情倾向。 公元579年，宇文逌在新野为庾信作品集作序，此篇序文就是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庾信其人其文的评论。该序开篇前先有一段定调性的议论，大意是说韵律音节与乐器之间如果有高度的配合，就能产生高层次的乐章，而这种乐章既可作为王政的思想基础，又可反映出创作者的水平才能；同时从社会功利的角度看，这样的乐章还具有“弘孝敬，叙人伦，移风俗，化天下”的价值作用，而那些“吟咏情性，沉郁文章”的文学作家也可体现出同样的价值。序作者以此形象地比喻并揭示庾信作为文学作家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超程度及其作品的社会价值。这样开场定调以后，序文就按着论人及文的程序进行：边述评庾信的家世、个人仕宦经历，以及他在政治、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边加以肯定和评价。指出：庾信以儒家道德理想立身，在政治上位望通显，人格上才望过人，生活优游而为人矜简，品格至德至孝，对庾信诗文词赋创作的批评就夹杂在这述评中。有关后者的内容主要有两段，第一段是综括性的： 信将山岳之灵，蕴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琏，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庾子山集注》卷首） 认为庾信的文学创作在形式方面达到了陆机以来所提出的理想标准，即“缘情绮靡，体物浏亮”，而就各具体体裁的创作言，也都可以与其前文学史上的高手相提并论。后一段是一个总结性判断： 余与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缟柠，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非有绚章，方当贻范缙绅，悬诸日月焉。（《庾子山集注》卷首） 这是在表述自己与庾信友谊程度之同时，对庾信作品给予高度的称赞。认为庾集是一部可以让作序者毫无惭愧之色地大加称颂的文集，把这样的文集提到杰出的高度并非文饰，因为文集确实具备这样的质素，推出的文集应当可以“贻范缙绅”，而文集本身又可“悬诸日月”。 从上述的批评意见可以比较明显地见出，宇文逌与庾信的深厚私谊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其批评理性，因而导致他对庾信的创作评价未能体现出准确和客观，尤其是那段“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的评价，过誉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平心而论，庾信的创作是有继承发扬前人的地方，而且有些作品还做到了翻新出奇，有所超越，但他的各种体裁创作是否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都可以和前代高手媲美，却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且宇文逌对庾信南朝宫廷文学创作所体现出的浮艳轻绮风格的忽略，显然是批评上的失之允当。 宇文逌的评论虽然有着过誉和偏颇，但作为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交谊深厚的朋友之间的评论，其中还是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成份，尤其是对庾信在六朝文学史上所处集大成之地位的确定、对庾信创作风格主要特征的揭示，再加上能够把庾信的人格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评论的做法，在当时都是弥足珍视的。更值得称道的是，宇文逌所作的上述评论，开启了历代评论庾信之先河。自宇文逌以后，文人学者对庾信的评论大约经过以下几阶段。 二、隋唐学者文人对庾信的毁与誉 继宇文逌之后，对庾信进行创作方面批评的是隋朝的王通（584～617年）。王通生逢隋朝统一，其时正值新兴的隋王朝廓清旧朝陋习弊政，以雄健的气魄与拓新精神展开新时代。政治上的除旧布新，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对六朝靡靡文风加以排斥和否弃，而操作这些内容的人主要就是当时的哲学家、文学家，王通是其中之一。王氏宗崇儒家，儒家的文学观一般是重实用反浮华的。如果按这样标准来衡量庾信前期创作，显然是应该被否定的。王通正是秉持着儒家的文学价值观来批评庾信的，他在《文中子·事君篇》里说：“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这里，他是把庾信和南朝宫廷文人徐陵并列的。此可以断定，王通眼中的庾信，还是梁朝宫廷里作着艳诗艳赋的庾信，而生活在北朝的那个“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的庾信，却被他忽略了，这样的评价显然是比较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