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一切理智性的自裁都是绝对的自觉行为。他们对死不存畏惧，对人生不复留恋，同时对往昔的一切不公、屈辱、心灵与肉体的摧残，都一概原谅，他们之中的杰出者都会给后世留下一个难解的谜。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鱼藻轩，时在1927年夏。一时众说纷纭，且持说者皆王国维之旧交熟知，世人莫衷一是，非无由也。 权威的发言人莫过于早为逊帝而视王国维为无双国士的溥仪，然而他所陈王国维的死因是由于与罗振玉的债务纠葛，郭沫若一依其说，这是典型的皮相之判。王国维果以此而引决自裁，不亦过轻生乎？ 其次的发言人为王国维的深交，如罗振玉、梁启超、吴宓等，以死节者次比，认为王国维有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报恩心态。窃以为王氏倘若然，正有极多的事待其报恩。以王氏之哲学家思维，至大无涯，其所欲报者乃天地好生之大德、乃故国学术之大业。且也，王氏自视为中国学术所寄之人，宁为一姓氏庙堂之隳而自沉？王氏自清室覆亡至1927年十六年间，一直拖着一条枯槁的长辫，这和张勋的那条辫子是大相径庭的，盖张勋之辫固为复辟的印记，而王氏之辫恐怕不会那么简单。王氏彼时深知新学对拯救中国之必要，然而以中国的文化特质，他又深知新学无法挽回纲纪的颓败。他写《殷周制度论》与孔子之梦周公，属于同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顽情结。“迂顽”二字，在王国维的辫子上得到了印证。它正是王氏不阿时以取容、而以士节自勉，有所操守的象征。剪辫子是很容易的事，《阿Q正传》钱府的假洋鬼子，做得比谁都快。而留着辫子16年，不畏世人之诟骂，以王氏之文章、道德，这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了。明末清初的傅山之不留辫，与王国维之不剪辫，人皆以为是前朝遗老行为，看不到他们内心的持守。其实王国维之投水，与一姓一朝之败亡关系不大。“迂顽”一词是很有审美价值的。 关于王国维之死的原因，有二则可靠的消息：其一是王国维的遗书。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在其内衣口袋内有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一封信，起首的十六字，至关重要。辞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所云“再辱”，后人分析甚多，有云1927年北伐，此年北平《世界日报》有“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一文，王国维三字赫然在焉。以王国维之倔犟，所畏之辱当非报纸之戏言。我们在此引出第二条消息：最知道王国维的莫过于陈寅恪，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作如是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情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毕竟是陈寅恪高人一筹，他的碑文诠释了王国维的自沉，非缘一人（指溥仪）之恩怨，一姓（指爱新觉罗氏）之兴亡，这就把王国维之死从殉国（清王朝）的狭窄的分析中解脱，从而认定王国维所以为“辱”者，为思想之禁锢，所殉者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然如此，为何必以一死以见之？那么，我们应当循着陈寅恪先生这一博大的思路去进一步追寻王国维心灵和性格的原因。满清覆亡之后，王国维所看到的咸与维新的人群，乃是对国故的颠覆，不分青红皂白，洗澡水和婴儿一齐泼的过激者，或对西学孤陋寡闻的庸鄙者。王国维深感自己的思想举步维艰。一个深爱叔本华与尼采而且最早介绍他们的思想来到中国的王国维，深深知道自由意志的重要，而这种自由意志不仅仅是他受外来影响，恰切的说在与西方思想接触之前，东方古哲的学术思辩已根植于胸，在王国维身上中、西学的交汇融合，乃生发出绚烂的火花，这距同代人已十分遥远了。更使王国维困惑的是，倘使西学之东渐意味着国故的湮灭，则是更大的危机，在此存废兴亡的关键时刻，王国维有着巨大的使命感，以为“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宗”常系“一二人”之身，“当仁不让”只是王国维的自视，也恐怕只有王国维一二人作如此想。这是他必然感到孤独的根本的心灵的原因。 王国维于己未（1919年）沈曾植（寐叟）70岁时有祝祷寿文，文云：“窃尝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使伏生、浮丘伯辈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有验于今，其在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又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非所谓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欤？己未二月，先生年七十，因书先生所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并使世人知先生自兹以往，康强寿考，永永无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矣。”这时是民国八年，王国维四十三岁，这篇祷文词情肯挚，不唯祷寐叟，亦自祷也。显然，王国维看到学人高寿对学术之重要，而且文中所透露的正是“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的自负，自认为唯有沈寐叟与他一二人能坚守中国学术之阵地，维护传统的纲纪，不使因世变而扫地以尽。大可悲叹的是，时隔三年壬戌（1922年）沈寐叟遽然长逝，这对王国维来讲宛若晴天霹雳，苍天塌下了一半，因为晚清民初的一位最伟大的学人不再能与他对话。王国维时年46岁，离他自沉只剩下五年。王国维最后的五年内心凄凉可知，命代雄心似已沉埋，名流盛事日见孤零，他于乙丑（1925年）撇下甲骨金文而转攻西北地理及元史，包含着他对沈曾植学术的最后完善。沈氏晚年专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王氏对亡人的最佳纪念，莫过于承其志、弘其学。王国维不欠清廷、不欠故友，所欠何事？他最后的力量已不再专注于一字一器之考订，由于身体羸弱，他视为道统之本的经学，成为他指导研究的主要学科范围。终于到了他自以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时节，当王国维决心既下，他是颇有苏格拉底“男子汉应在平静中死去”的从容气派的，他乘车去颐和园，半途折回，似乎有一件小事未竟，复乘车直抵鱼藻轩。这时的鱼藻轩已不复当年的金碧辉煌，荒草满目、深苔侵阶，虽为盛夏，仍觉境域萧森。“思想而不自由”是王国维所以为“辱”者。此“辱”因世变之烈，日甚一日，故云“再辱”，加之王国维深不可测之孤独寂寞性格，其赴死而无反顾必矣。王国维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在想什么？一缕轻烟飘逝了，鱼藻轩下是一潭绝望的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