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至今仍然盛行不衰。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等文献相比较，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著述背景、制作背景与流传背景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而为版本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亟须深思、有待解决的课题，如“一书各本”的现象、文本“原貌”的追寻、不同版本的价值等等。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水浒传》的版本最为纷繁复杂。本文即拟以《水浒传》作为例证，针对上述问题，谈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敬请学界同仁指教。本文以《水浒传》版本作为例证，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不拟对《水浒传》版本本身进行深入研究，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一 “一书各本”的现象 版本指一部图书经由抄写、刊刻等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实物形态。一部图书问世以后，在流传过程中，由其著述背景、制作背景与流传背景所决定，往往产生文字内容或外观形式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这就是“一书各本”的现象。在“一书各本”之中，根据各本的书名、卷数、次要作者、文字内容、版式行款等方面是否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往往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版本系统。 问题在于，一部图书在问世以后，或经主要作者（即一部图书问世之前的原作者）修改增饰，或经次要作者（即一部图书问世之后的整理者、增删者、修改者、注释者、校点者、批评者、翻译者等）增删改易，从而导致“一书各本”正文文字内容互有出入或多寡不同的现象，这在中国古代书籍出版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作品，从来就没有关于“著作权”或“版权”的政策法规，也没有约定俗成、行业共遵的出版惯例，“谁都可以任意修改，不仅抄时可以改，就是刻时也可改”（注：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第70页。）。因此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一部通俗小说作品往往经过次要作者或多或少的增删改易，甚至于“一书各本”的内容面貌相去甚远，造成不同版本正文文字内容歧异纷呈的复杂状况。 以繁本《水浒传》为例，从“文繁事简”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百回本和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刊百回本，到“繁简综合”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安徽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在情节内容上增加了征田虎、王庆二十回，全书正文文字内容也作了许多修润改写；再到“腰斩断刻”的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金圣叹(1608-1661)七十回本，则既有情节内容的减少，如将百回本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尽数砍掉，也有情节内容的改易，如将百回本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另外杜撰一个“惊噩梦”的结局，此外在文字内容上也作了大量的删削改动。 如果说上述三种类型的《水浒传》版本的区别，主要还是正文中大段情节内容的增删改易，那么，“文繁事简本”与“文简事繁本”两种类型的版本之间，在情节内容、语言文字、写作风格、审美效果等方面则存在着全方位的巨大差异，两相对读，不能不给人以“面目全非”、“判若两人”的感觉（注：关于“文繁事简本”与“文简事繁本”的差异，参见何心《水浒研究》“四、简本与繁本的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3页。）。早在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汪道昆，1525-1593）就说： 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指《水浒传》），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去，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浑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注：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忠义水浒传》卷首，明万历十七年新安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转引自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稍后胡应麟(1551-1602)也说：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那么，这种正文文字内容相去甚远的“一书各本”，是否仍然同属一书呢？易言之，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一书各本”正文文字内容的差异是否应该确定一定的限度？如果说“量变终将导致质变”的话，那么，“一书各本”正文文字内容差异的限度，能否以一定的量化标准加以确定，在这个限度之内“各本”仍属一书，越过这个限度“各本”即各属一书呢？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版本研究中，这的确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 其实在古今中外各种类型图书的版本研究中，这都是一个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姚伯岳说：“所谓正文的文字内容基本相同，意思是各本正文的文字内容可以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不能超过某种程度范围，就是说不会使人看后以为是看了几部不同的书。至于这个限度具体应怎样掌握，是很难一概而论的，只好因书而宜了。”（注：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不会使人看后以为是看了几部不同的书”，这未免主观性太强，而缺乏客观性标准；而“只好因书而宜”，其中的分寸也实在难以拿捏。 我认为，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所谓“一书各本”的正文文字内容基本相同这一原则，大致可以非常宽泛地容纳次要作者对小说原作的下列著述行为：（一）发凡起例的整理，（二）添枝加叶的附益，（三）删繁就简的删略，（四）修饰润色的修订，（五）逐字逐句的校勘，（六）分句识读的标点，（七）注音释字的注释，（八）条分缕析的批评，（九）不同语种的翻译。所有经由这些著述行为而产生的版本，包括整理本、增订本、删节本、改写本、校勘本、标点本、音注本、注释本、批评本、翻译本等等，仅仅构成一部图书不同的版本系统，而不是另起炉灶，构成一部性质不同的图书（注：至于一部图书“狗尾续貂”的续写本、“依样葫芦”的抄袭本、“改弦易辙”的改编本（改编成不同体裁的作品）等，则不属于“一书各本”的范围，而另成为一部图书的续书、仿书、改编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