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的诗、词、文及诗论，都代表了金元文学的最高成就，为历代研究者所注目。元初学人奉元氏为一代文宗，评定精当。明人崇古，于金元文学不屑一顾，对元氏诗文偶有评及，亦多门户之见。到清代，元氏颇受青睐。选本如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曾国藩《十八家诗钞》、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古文选》等，皆从史的角度着眼将元氏列入古大家的行列。尤其是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对元氏诗作艺术成就的分析评论，具体精辟，多为后世所引用。20世纪以来，随着评价尺度的改换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元好问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 世纪初至40年代的元好问研究 这一阶段的编著有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1]、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2]、郭绍虞《元好问文选》、夏敬观《元好问诗》[4]。缪著在清人翁方纲、施国祁、李光廷所编诸《谱》的基础上，参稽互校，扬长避短。其《序例》云：“遗山生平交游，多当时文章气节之士。诸《谱》于此，或疏而未及，或略而不详。兹编皆述其行性及与遗山交谊，以见切磋之益，气类之雅；”“遗山诗集分体而不编年，施、李两《谱》皆著编年诗。施《谱》颇略，疏漏甚多。李《谱》过详，武断不免。兹编录编年诗，自非题中或自注明著岁月者，皆就诗中人地情事参稽而定之。……遗山文及词，亦编年著录焉；”“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诸《谱》皆未载。兹编悉加采录，间附阐发。”由此可见著者思虑之周与创见之多。可惜由于撰作仓促及资料所限，缪著对李《谱》中许多合理推断因证据不足便轻易否定[5～6]；对词的编年乃用弘治三卷本，以致五卷本中有“明著岁月”的词也未编年。吴著弥补了这一缺憾。此书录《遗山乐府》三卷本可编年者为第一卷，五卷本可编年者为第二卷，其余难以编年者为第三卷，征引资料轶出诸《谱》范围，新见亦多，是遗山词编年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郭著收文33篇，偏重于文论和文学方面，碑志文章仅收一篇，未突出元氏散文的主要成就，所注亦嫌简略。夏著选诗189首，偏重醇静淡雅之作，认为元氏豪放跌宕的诗风“是由学杜不善得来的病”，对诗人个性未有重视。 这一阶段的论文不到10篇。王永祥《元遗山诗集校勘记》[7]尚属传统的古籍整理范围，寄斧《元遗山之诗学》[8]、陈湛铨《遗山先生述传》[9]也属介绍性的。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且具有典范性意义的论文是郭绍虞的《元遗山论诗绝句》[10]。文章着重讨论了遗山论诗是否贬苏（轼）的问题，从文化背景、个性才气等方面指出了遗山之所以贬苏的原因，最后通过与严羽以禅喻诗、重在妙悟相较，指出遗山论诗重在“诚雅”。作者站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高度，把《论诗三十首》与元氏整个诗文批评及其时代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视野广阔，搜罗宏富，体大思精。 此外，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1]第34章《元遗山以北人悲歌慷慨之风救南人之失》及苏雪林《辽金元文学》[12]、吴梅《辽金元文学史》[13]的有关章节中也有评述。钱钟书的《谈艺录》[14]对清人施国祁所著《元遗山诗集笺注》注释故实的阙略疏漏、元氏论诗的南北之见及其评论苏黄和江西诗派等问题，条分缕析，旁征博引，慧眼独具。况周颐《惠风词话》结合元氏际遇个性，评其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谓元氏《癸巳上耶律中书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郑孝胥《海藏楼诗集》、鲁迅《儒术》对元氏参与崔立碑事及与蒙古新贵的交结有批评意见。 二 50至70年代的元好问研究 这一阶段是元好问研究的升温时期：内地有论文10余篇，著作2部；台湾有论文30余篇，专著7部；香港有论文5篇。在评价尺度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变化。 最初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是程千帆的《对于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15]。作者突破了“忠君爱国”这一传统的评判标准，认为“元好问之忠于金朝而反对元朝，除了属于封建思想体系的忠君思想外，其中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方面，即为了保卫先进的汉族文化而反对野蛮的文化毁灭者。后一点，在客观上是和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利益一致的。这是理解元好问的思想和创作的一个基本关键”。文章还强调对反映时代主要矛盾既有审美价值又有认识价值的这类诗要特别重视。对词作成就也有精要评价：“两宋词人各有偏长，或以婉约为能，或以豪放见胜。而元好问则不仅在前辈们的诱导下，兼备了这两种风格，而且善于将它们熔铸为一炉，使其作品的刚柔兼济之妙较之辛词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对元氏反映时代战乱这类重大题材的诗初作专文讨论的是陈中凡的《元好问及其丧乱诗》[16]。文章首次用“丧乱诗”这一概念，来囊括从正大八年凤翔陷落到汴京沦陷前后这一鼎革之际元氏感伤国事民生的纪乱诗篇，突出其用“接近人民的俚语，抒写他们深藏在心底的痛楚”的诗作，认为元氏是“当代人民的歌手”。郝树侯《金元诗人元好问》[17]，认为其诗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作品中渗透着高度的人民性”。文章对元氏晚年所作的长篇山水诗给予特别关注，认为它“吐露出作者的胸襟的恢宏与想象的开朗”，为山水诗“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元好问诗选》[18]选诗226首，按创作时序编排，各个阶段、各类体裁、题材、风格兼备，注释简明通俗，是60至80年代前期的重要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