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学的萌兴

——先唐时期小说学发覆

作 者:
谭帆 

作者简介:
谭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本文考述了先唐时期小说学的生成过程及其思想文化背景。认为小说学在先唐时期吸纳了传统哲学和史学的思想内涵,“小道可观”、“惩恶劝善”、“传闻异辞”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六朝小说家以记录“传闻”、追求“奇异”和“游心寓目”概括小说之特征亦奠定了后世小说学的基本内涵,故先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学重要的思想之源,对后世小说与小说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先唐”概念,顾名思义是指唐以前,而主要指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就小说而言,这是中国古代小说自萌生趋于成熟的时期;作为小说的理性概括和价值评判,“小说学”亦在此时逐步产生并得以发展。先唐时期对于小说的研究和评判主要是在史学和哲学领域,小说学呈现一种依附状态,这一状态与小说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发展相一致。故先唐时期的小说学主要体现为总体性的把握和评判,大量融合了非“小说”的内涵,而相对缺乏对于小说本体的精深分析。但这种总体性的评判是后世小说学的思想之源,规定和制约了中国小说和小说学的发展进程。

      一、“小道可观”:小说学的思想源头

      中国小说学的萌生并不在小说领域,而是表现在哲学思想中,对后世小说学影响最大的无过于《论语·子张》中的一段话: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小道”“可观”一语遂成后世评定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可谓一语而成定评。然则“小道”一词在先秦时期本不指称“小说”,甚至亦非指典籍,而是指称某种思想行为或行为方式。《逸周书·太子晋解第六十四》:“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春秋榖梁传·隐公元年》:“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这种对于“小道”的认识一直延续到汉及汉以后。贾谊《新书》卷五《傅职》:“小行、小礼、小义、小道,不从少师之教,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卷六《容经》:“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碾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碾大节焉,业大道焉”。汉以后亦然,《后汉书》卷九十八《符融传》:“小道破义,空誉违实”。可见“小道”是指与“小行”“小礼”“小义”相对应的思想行为。

      以“小道”一词指称典籍大致是在汉代,尤其是东汉,并逐渐演为与儒家学说相对的诸子典籍。这一演变或与汉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学术背景相关,《汉书·宣元六王传》记曰:“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所谓“小道”遂成与“圣人所制”相对的诸子典籍,甚至将太史公《史记》亦归入其中。王充《论衡》则以批评的口吻描述了当时儒生将儒家典籍之外的“尺籍短书”比作“小道”的现象:

      彼人问曰: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事,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注:王充《论衡·谢短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将“小道”与“小说”相关涉始于东汉班固,这是一段在中国小说史上广为引用的文字,亦引录如下: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

      班固将“小道”与“小说”相勾连使“小道”所指称的内涵自先秦以来的“泛指”而变为一种“特指”,至此,所谓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得以成立,并流播广远。

      以“可观”一词评价“小说”一类书籍的较早见于西汉刘向的有关论述,《列子书录》中肯定《列子》“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并指出其中“《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力命》、《杨子》“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在《说苑叙录》中,刘向又对其编集的“浅薄不中义理”的《说苑》《新序》评价为“皆可观”。“可观”一词与“小说”相连始见于两汉之际的桓谭:“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注:桓谭《新论》,引自《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陵》注。)。桓谭明确地将“小说家”之撰述评价为“有可观之辞”,并以“治身理家”来概言“可观”之内涵,而这乃从儒家经典所强调的“修身齐家”一语演变而来。《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桓谭以此立论可见其对“小说”的认可。

      “小道可观”一语从指称与“大道”相对的思想行为到与儒家经典相对的诸子百家,再演为专指诸子百家中特定的一类书籍,这一演变大致在东汉初年得以完成。无论是桓谭还是班固,其所指称的“小说家”虽与后世的所谓小说颇多歧异,但毕竟是后世小说之滥觞。鲁迅先生评班固所录小说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纪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似子而浅薄”“近史而悠缪”正是先唐时期小说之基本特性,也是后世小说创作的一脉泉源,故可视为对先秦以来小说创作的实际评价。班固以后,“小道可观”一语成了后世对小说文体的基本评价,如《隋书·经籍志》在论及“小说”时先以“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为其正名,末即引“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为其定评。宋人曾慥在《类说序》中亦谓:“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并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进一步申述“可观”之内涵。明代小说家更有以“可观道人”为其名号者(注:见《新列国志序》。)。可见“小道可观”一词在中国小说史上流播之广、影响之深。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