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界，专研“文学史”且成绩卓著的大有人在。以文体研究为例，脱口而出，你马上可以举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等，这些都是“一代名篇”。惟独古典散文研究，你很难找到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 这与古典散文在大转折时代的尴尬处境有关。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虽说白话文站稳脚跟后，新文化人有效地调整了论述策略，不再严守死（文学）／活（文学）的边界；但研习古典散文的必要性，始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日常生活里，古文（广义的，兼及骈散）的功用迅速消退，不再激起巨大的学习及研究的热情。 传统中国，“文”——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古典散文，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要指的不是唐诗宋词，更不是小说戏曲，而是不太被今人看好的“文”。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普遍使用的概念）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注：参见拙著《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章《从白话到美文》，以及洪浚荧《中国现代散文话语的建构》（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季剑青《文体变迁与文类自觉——五四前后的散文》（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无法吸引大量研究者的目光，自在情理之中。 相对于迅速崛起的小说戏曲之学，以及可与西方文学观念直接对话的唐诗宋词，散文研究显得十分落寞。散文之未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这一“妾身未明”、连准确界定都有困难的特殊文类，其理论预设及阐释框架，至今没有很好解决。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注：参见拙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的《开场白》。）。 即便如此，千古文脉并未断绝。有志于研究中国文章的，代不乏人，其学术成果，值得认真钩稽。这里关注的，主要是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眼光及思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式，是在他们手里建立起来的。194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者，关于古典散文的分析日见精细，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研究思路上并没有太大的拓展。 一、古文义法之调整 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日渐紧凑，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转型。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以及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课程设计可以“旁采泰西”，教学活动则只能取材当地。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受制于学部章程，更受制于其时中国教师的趣味与学识。一切只能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并在滑行中逐渐调整姿态。一是文学眼光，二是学术趣味，三是著述方式，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有清一代众多中国文人的思考。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京师大学堂乃至民国初年的北大，这一神话尚未彻底破灭。校长及文科教员中，吴汝纶、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不是桐城嫡系，就是桐城知己。只是时代变了，教育宗旨不同，桐城所独尊的古文义法，也不能不有所变通。科举制度已经取消(1905)，撰写古文（准确地说，是以古文为时文）的能力，不再是衡量读书人良莠高低的主要指标。古文之由“看家本领”转为“基础知识”，其教学方式，也逐渐从技能训练转为知识传授。在此期间，早年北大的两种国文讲义——林纾的《春觉斋论文》(1916)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4)，其对于桐城义法的阐释，便出现某种新气象。 1906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1852～1924)进入京师大学堂，先后任经学教员和经文科教员，直到1913年被迫去职。就在离开北京大学的这一年，林纾撰写了《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对古文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趣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熸，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1]此文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卫道热情，已经蕴涵着日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直接冲突。至于文章结尾之呼吁“彬彬能文”的“同学诸君”奋发图强，“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与其表彰左、马、韩、欧的《春觉生论文》之开始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题《春觉斋论文》），都发生在1913年，并非偶然的巧合。作为晚清文论名著，《春觉斋论文》初次露面，是在作者刚离开北大之时，据此不难推测，此稿应是林纾任教北大时的讲义。 《春觉斋论文》不同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劈头就是“论文之言，犹诗话也”，明显回到传统文论的套路。“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字四法”等，偏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从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到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讲授文学研究法及中国文学史的要求有增无减。“应知八则”等勉强可算文学研究法；至于文学史（散文史）的任务，只能由“流别论”15节来承担了。比起先辈刘大櫆《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来，《春觉斋论文》之强调文体演变，明显带入文学史眼光；至于讲求“筋脉”、“风趣”等，更是与其译述西洋小说的经验大有关系。关于史迁笔法的论述，既见于其文论，也见于其小说序跋，二者如出一辙。将《左传》、《史记》与狄更斯、司各特的小说相比拟，强调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这一思路，明显背离“忌小说”的桐城家法。不过，所谓古文，既是语言风格，也含叙述技巧——后者更带普遍性，不太受文类以及民族的牵制[2](P94)。林纾所指认的西方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3](P144)，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西洋小说洗礼的林纾，其“古文义法”已经不太纯正了——当然，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