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沙红兵,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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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本讨论西方经典的名著《西方正典》一书中曾经写道:“中国古代文学十分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我们西方的文学传统并不一样,对它的准确的翻译传播也很不充分。”[1](P531)在布鲁姆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西方的文学传统不同,但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与传播。的确,中国古代文学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经典纷呈的历史。古代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何为经典与经典教化、经典阐释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其他问题差不多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中国古代也很少像西方那种形而上的、有体系的理论研究,多数是针对具体文本对象展开的,以褒贬轩轾的方式确立学习模拟的对象,在此过程之中凸现文学经典及其阐释。古代文学经典及其阐释方式都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一部分。

      和布鲁姆笔下的西方经典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也是现代学不容忽视的传统资源之一。近现代世界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心性体验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但又不是与传统的遽然断裂。如何重新理解传统,如何协调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张力,从传统或经典之中寻找矫治现代病症的合理资源,也成为现代学反思的重要内容。

      因此,从“正典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加以研究,其意义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古代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研究疆域。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脉络和现代语境之中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固然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和历史具体性,但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调整和补充西方经典研究的盲点和缺失,和西方经典学一起构筑更合理、更完善的经典学研究的学术结构,同时也为共同面对和处理现代学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

      一、从经典到文学经典

      和西方的荷马、《圣经》一样,在中国历史的开端之处,早期的一些典籍获得了备受尊崇的地位。当然,这样的地位并非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都无一例外地经受了一个更后时代的文本筛选、整理和价值阐释、追认的复杂过程。最初的刻写文献主要记载先王正教典章制度的史实,限于条件数量也不很多,在地位、价值上都处于相对平等、平行的位置。随着文献数量的增多,有必要从中选出一部分、特别是记载着圣人与帝王之言行的那一部分来加以突出和强调,它们被称为“典”。《尔雅·释诂上》说“典,常也”,所以这部分的典籍也被赋予了恒常不变、权威可法的含义。从战国时代开始,有6部典籍被挑选出来加以特别的称述,又经过孔子的删述,最终被汉儒确认为至高无上的“经”,即“六经”或者“六艺”。当然,经典的形成过程远非文本删选这样简单。经典也不仅指儒家的主要著作,像陆德明的《经典释义》也同时包括了《老子》、《庄子》。这里我们着意注重的是“六艺”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关系。

      我们试以《离骚》为例,当能从一个侧面更具体地看出“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关系的种种复杂性,以及评价标准之间的交错和划界的艰难。早在汉代,《离骚》已确立了其经典的地位,讲论六艺群书的汉武帝、汉宣帝先后表示过对它的偏爱,淮南王刘安为之作传,王逸为之作注,特别是刘向和司马迁更誉之为可与日月争光的不朽之作,但他们更多地还是从体兼《诗》之风、雅的立场来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离骚序》,他认为体兼风、雅的评价太高,但同时认为“其文弘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从而建立了一个从宋玉、唐勒、景差到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先后相续、不断以《离骚》为宗的“辞赋”传统。班固的评价看似与司马迁等相反,其实在坚持《诗》之风、雅的立场上依然是一致的,但他又的确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离骚》的经典意义注入了新的内涵。直到文学相对自觉的齐梁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再次就《离骚》及其相关问题加以系统讨论,指出《离骚》在“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词”等4个方面“同于《风》《雅》”,符合《诗经》的传统,但又在“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4个方面“异乎经典”,违反了中庸与节制的经典原则。虽然站在宗经的立场上刘勰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但最终还是认为:“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实际上继班固之后进一步表明了《楚辞》与《诗经》的分合:《楚辞》是一部特异的非经典性诗集,屈原创造了一个与经书模式不同的新的诗歌类型,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一个“自铸伟辞”的文学性经典的诞生[2]。

      对于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总结:第一,先秦儒家经典中的一部分具有文学性,随着后世文学意识的加强,这一部分在保留原有的经典地位之外,同时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如《诗》。以此为孳乳,古代文学经典的一部分承“经”典而来,如诗。第二,与“经”典截然不同,古代文学经典另有一部分是从文学内部产生的,如承楚辞而来的辞赋。第三,因为经典与文学经典是不同系列的,当文学经典出现后,经典仍存在而且笼罩着文学经典,正如《文心雕龙·宗经》所说:“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第四,《诗》与《离骚》虽然同样是文学经典,但两者相比,《诗》又高于《离骚》,《诗》是尽善尽美的,而《骚》却是可以挑剔的经典。刘勰论《诗》为《宗经》,论《骚》为《辨骚》,其地位不同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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